“禀皇兄，乱世当用重典，欲治乱世，非猛不可。必要的时候，可搬出秦律，沿法家思想。”刘凡对刘宏言道。
一路上，刘凡想通了许多。
在其位，谋其政。
尽管只是在海面上溅起一朵小小的浪花，他也要试试。
“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是以政和。先圣将此刑法思想说的有因有果，变化有律。但治国之法，变化莫测，同样施政，却造成相反的效果。近四百年摒弃法家，若法家能救国，拾起又如何？”刘宏开口向刘凡说道。
政策的宽大，百姓就会轻忽，轻忽了就要用严厉的政策来纠正，政策严厉，百姓就会受到伤害，受到伤害了，就要改行宽大的政策，用宽大辅助严厉，用严厉辅助宽大，这样政策就能平和。
说明政治重在刚猛相济，须不偏不倚。
刑法世重世轻，出自《书经》中的吕刑，《书经》是儒家经典，为孔子编著，由此可见，这一刑法思想是由儒家所肯定和继承。
对于刘宏的说法，刘凡颇为无语。既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岂是那么容易复出？
自从法家被罢黜之后，儒家为汉朝的主流思想。大汉经学世家不知道有多少？
儒家与法家本就是对立关系。
法家重视“法”，而反对儒家的“礼”。春秋时期的三北案和直躬案就是一个典例。
“三北”意为三战三北，“直躬”是指正直忠君。
楚国有一个直立行走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一只羊，其举报官吏，楚令尹按照法律办案，其父被杀。是而成就了忠，而沉沦了孝，此为法家直躬案。
孔子在鲁国执政的时候，有一个人为国而战，但是每当战斗开始的时候，逃跑了。被抓回来后，继续逃跑，如此三次。孔子问他这是为什么？其说: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孔子以其孝，取消了他的兵役，其尽孝，却失忠。此为儒家三北案。
孰对孰错？三北直躬，不能一论。
法家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其反对复古的保守思想，主张锐意进取。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在先秦诸子诸家当中，唯独法家的思想，是必须献出性命来实践，流出鲜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这里面流血的、付出生命的，不但有当时许多有罪或者无辜的贵族和贫民，还有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和韩非。
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某些方面比后世的法律还全面。如见义勇为在后世为美德，在秦律上是一种义务，不履行要被处罚。
还有一点，就是法家思想讲究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君主集权。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时，韩非子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刘凡个人认为儒家治国不如法家。
战国初，阴晋之战。
魏国经过魏文侯的改革，国力异常强大，并抢占秦国河西之地，使秦国疆域暴露在外。魏武侯继位后数年，秦国动用大军，意图一鼓作气夺下被魏国抢占河西地区，多年鏖战不得果后，秦国再次动用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的进攻东进道路上的重要城邑阴晋。魏西河太守吴起，以“武卒”五万，战车五百乘，骑兵三千战之。
战车乘法为每车载甲士三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长，称“车左”，右方甲士执戈，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车上一般还备有若干有柄的格斗兵器，如戈、殳、戟等，插放在战车舆侧，供甲士在作战中使用。
骑兵出现，战车淘汰。历史总是在进步。
因为魏国改革得当，士兵悍不畏死，以一当十，反复冲杀，大败秦军。
此战后数十年，秦国一蹶不振。
秦孝公继位后，出招贤令，商鞅于卫入秦，变法改革。
废井田。
重农桑。
奖军功。
实行统一度量衡。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
变法成功后，魏国一旦入侵，不等国家下集兵令，数万百姓披甲戴胄，赶赴前线。
虽然商鞅成为变法的牺牲品，但从此之后，西方再无怨秦。
张仪连横破合纵，范雎远交近攻。
贾谊过秦论，奋六世之余烈。秦始皇一统九州。
但是在教育方面，法家拍马都比不上儒家。孔子是平民教育的推创者，因材施教的首创者。孔子思想和老子思想是华夏思想的起始。
春秋时期辅佐齐景公的晏婴，很多人都说他是法家。但他去省刑，施仁政，倡节俭，重礼仪，除了看淡生死外，他的思想怎么看都偏向于儒家。
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这也是儒家思想。
乱世用法家，盛世用儒家。刚柔并济，合道之常。
但是儒家与法家并世，太难了！
“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