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浩看来，“炎黄鼎”就是一台只有基本底层指令，却没有安装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凭空横跨在两个时空之间的空白电脑。就其影响范围来看，毫无疑问，乙位面是其发挥功能的主要“硬件”，而自己一家人不断施加的影响，最终引导形成的那一系列政策法规、运行机制，便是一套套的软件了。
六年时间，初步建立起来的新政府，执行的政治制度，秉持的“以中华文明为本、以中华民族为根”的思想核心，“一切以中华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基本要求，坚持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官员干部紧密联系群众、人民当家做主参政议政、全民所有制为主、民营为辅、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全民基本保障制度......等等。
事无巨细的一系列成型政策法规，聚合成为一套能将整个国家所有人囊括进去，在真正实现百姓为人民的革命性变化，以明确制度形式规范各行各业每一岗位的参与者专业对口，能力相符。建立明确清晰严谨合理的管理体系和上升渠道，以一会两党多方参政的方式解决执政问题，基层实现“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
实质就是要求任何一个管理岗位上，不得出现完全外行空降瞎指挥，不能出现一长制大权独揽，对下层打压控制奴役不准说话---这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切以经济利益私人利益为中心的做法。
一系列参照本世界百年中国艰苦历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毛病，走的各种弯路，存在的各种隐患，都尽可能的以制度去避免，去改变。
随着政治上统一全国的实现，作为上层建筑核心思想的一套东西也基本总结出来，在杨浩掌握大权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都将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这一点，杨浩非常像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建国之初，改朝换代的大好局势下，凭借威权强行制定并推动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政策法规，然后用数十年来毫不妥协的执行下去。
不同的是，朱元璋没有吸收两宋灭亡的教训，又小家子泛滥，老想着以一国养他一家千秋万世，制定的经济制度一塌糊涂。又过度抬高文人的地位，导致两宋那种严厉压制武人的风气变本加厉，最终导致整个国家被一群完全不通实务，只会指手画脚的迂腐文人给掌握主导权。
杨浩却能凭着两个时空的便利条件，在奠定个人威权的基础上，遥控两党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制定“以人为本”的政绩考核制度。在政府职能领域全面推行专业化，最大限度的保证不会出现千年以来那种，领导干部全都是玩人文的高手，争权夺利都是高手，具体事务一窍不通，偏偏还喜欢比手画脚瞎指挥。---这种情况，不能出现。
在国民教育方面下大力气全面扫盲，最大限度削弱旧文人儒生的话语权影响力。在各年龄段学校推行文武并重的教育制度，把学生视为国家宝贵财富，严格把控其个人基本素质，保证尚武之风贯彻始终。
十年二十年后，整整一代文武双全的青年成为骨干力量，经过基层实务磨练积累经验，逐次选拔进入领导管理岗位，杜绝只会寻章摘句吟诗作赋写文章的酸丁爬上高层。
放开学术钳制，打破宋儒理学一统天下的格局，真正从百家圣贤思想中汲取优秀智慧结晶，倡导知行合一的全民修养素质。
一张白纸好作画，清朝败亡，新朝更替，一切制度都可以推倒重来，阻力却又是最小的。有了前期五年按部就班的推进，尤其是整个工人阶级基本从一片空白建立起来，一切以杨浩推行的政策制度为圭臬奉行。由此而培育出的一代工人群众，都将成为衷心拥护其思想理念的坚定力量。以庞大的工人阶级为先锋为核心，保障群众基础的稳固壮大，从政策上杜绝投机分子窃据高位。
以三十岁左右“华兴会”会员为核心，外在支撑起两大党派的顶层政府机构，坚定不移的奉行杨浩为领袖，便不致出现大权旁落、群体架空、阳奉阴违、政令不出中枢的问题。
在乙位面的广大国人看来，中国之所以能从倾覆的悬崖边上拉回来，全靠杨浩这位“大宗师”以一人之力力挽狂澜。整个国家没有人能从思想层面去把他比下去，无数以其名创立推行的制度深得人心---这个人，是真正指代全体国民，而不是自古以来文人士大夫嘴里的“人、民”。因为在传统文人眼里，基层民众只算是奴才奴隶牲口，不算人。
把亿万深受苦难的百姓变成人，是杨浩从本世界伟人那里照抄借鉴的经验。防止腐朽文人上台夺权，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暗中颠覆，重新把全民所有的权利集中到他们那一阶层手中，则是吸收的经验教训。
宋代以来，一个光读书就能成为人上人的风气绵延千年。一个光读书就可以凌驾于众生之上予取予求、生杀予夺，一切以私利为中心肆无忌惮的乱发言论，一点苦都不肯吃一点累不想受，遇到危险就跑到远处不痛不痒的说几句，看到好处就凑过去伸手捞现成的，过度强调个人私利，却将民族国家利益抛在一旁......。
这种千年以来代代不绝，到了明代集大成者便是东林党，宁可把国家折腾垮掉，置亿万同胞百姓的生死存亡于不顾，一切以其自身利益出发胡作非为，最终拖着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