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的名气越来越大，张宝的名号也开始在绿林道传播开来，对于张宝这位半路出家的同道中人，江湖好汉大多是持谨慎的态度，既不主动上前亲近，也不刻意表露出敌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梁山周边的治安无疑是大宋境内最好的。原本在梁山周边各山头落草的贼寇不是被梁山作为目标剿灭，就是忍痛“背井离乡”，去别处发展，离梁山那帮“瘟神”远一点。
在百姓的口中，梁山好汉俨然成了他们的“保护神”，比官府还亲。而在那些落草为寇的贼人口中，梁山好汉则成了一帮“叛徒”，自己“不务正业”不说，还干扰他们这些同行的“正常工作”。自己不抢还不许别人抢，连条活路都不给人留！
那些以占山为王，拦路抢劫为生的山大王们对梁山十分不满，可不满归不满，奈何人家梁山实力强大，随便出个一营人马，就能够将一座千人山寨扫平。别人家的山寨都是省吃俭用的苦心经营，可梁山……有个财大气粗的寨主就是好啊。
有人曾经暗中计算过，通过梁山轮流派下山锻炼的人马数量可以大致估算出梁山至少有三万人马，而且其中超过半数是骑兵。由于失去了幽云十六州，西北的重要养马场又多被西夏占据，大宋一直以来便缺乏优良战马。
大宋朝廷为了解决战马匮乏这个问题推出过“马政”，但由于用人不当的缘故，这个政策如今已经形同鸡肋，大部分优良的战马，依旧要向北地辽国进行购买。可辽人跟汉人混久了，也学得精明了，知道战马对战争胜负的主要性，所以对于战马出口一事，辽国看得很紧。贩卖给大宋的战马多是次等，比不上辽国自身所用的那些优良战马，而在大宋境内的那些“宝马良驹”，则多是通过非官方的走私途径流入大宋。
既然是走私，那自然就不可能有多少，少则一两匹，多则三五匹，而且价格上也是翻着辈的往上涨。物以稀为贵，马贩冒着生命危险从北地走私宝马良驹回大宋，那自然是因为有着丰厚的回报，否则傻子才干。而张宝通过做买卖的手段，在北地获得优良战马的机会自然也就比旁人要多。而且自从让阮小七率领北路水军在庙岛列岛建立水军基地以后，大宋与大辽的北方海运便算是开通了，张宝可以通过这条海上运输线，绕过大宋与大辽的陆上关卡，尽情走私战马。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世上多的是贪财不怕死的主，这种亡命徒不光大宋有，大辽同样也有不少。只要钱花到了位，那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张宝能够在梁山建立让外人看来近乎奢侈的骑军，靠的就是那条海上运输线。
张家水军起步早，身为家主的张宝又舍得往里砸钱，结果就是如今的张家水军就是大宋沿海的水上霸王。大宋也有水军不假，但无论是兵员素质还是战船优劣，都要差上张家一大截。就说阮小二率领的北路水军邻近的登州，那里原本也是有大宋水军的，可自打阮小二去了以后，那些以往在沿海耀武扬威的大宋水军就集体怂了，除了在内陆河流中转转，就再也没出过海。倒不是这些人明事理识趣，而是阮小二用血的教训教会了他们，大海上凶险莫测，随时有可能回不来，死无葬身之地。
张家有水军的便利，也就意味着可以将与大宋隔海相望的各地的好东西尽数用到自家的身上。南洋有铜、倭国有银，辽国有战马，这些东西集中到了张家的手里，属于张家的梁山人马自然也就被武装到了牙齿。与梁山人马的装备相比，大宋官军的装备也就不值一提了。倒不是大宋朝廷没钱，而是朝堂诸公大多都觉得没这个必要。常年的“花钱买平安”让这些人误以为只要花钱就能永保太平，既然可以通过花钱解决外患，哪有何必再浪费钱在那帮丘八的身上。
主动将刀把子送到强盗的手里……这和自寻死路没多大区别。
张宝没那么天真，在后世那种信息大爆炸的大环境下熏陶出来的他，很清楚弱国无外交这句话的含义。无数血淋淋的现实提醒着张宝，强国的定义，第一条便是是否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仁义道德，那是在能够自保的前提下所提出的，要不然说得再好听也没人听你的。
人与人之间要讲究个诚信仁义，但国与国之间，却是实实在在的丛林法则。你弱，就活该受欺负。想不被欺负，只有两个办法，要么自己强大起来，要么找一个强大的做靠山。当然要是靠山也欺负你，你就只能生受着了，唯一的安慰就是至少欺负你的在数量上要比无依无靠时少一些。
张宝的内心其实并不相信什么仁义道德，在他看来，那不过只是一些用来糊弄人的说辞。事实早已证明，一个国家信奉仁义道德基本上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比如春秋时的宋襄公，他就认为仁义道德很重要，但结果就是他亡了国。而像汉高祖，唐太宗这样的千古一帝，无论是成事前还是成事后，好像跟谦谦君子这个词都挂不上钩。
做人当然要做个君子，做个好人，但作为国家掌控者，应该时刻牢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为了这个目的，个人的名声应当抛诸脑后，不去计较。
张宝没有那么大的觉悟。做人嘛，当然还是希望做个别人眼中的好人，可当必须要进行取舍的时候，主意一定要正。
张家之所以能够发展的如此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