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二年阴历三月十九日午前，江州城以西八十余里的武蛟庄外，站在路边的徐绍安一面查看着由两名参谋人员展开的作战地图，计算着此地到江州城的距离，一面命传令兵通知担任各营、团长官，要他们尽可能加快行军速度，务必要在明天、也就阴历三月二十日下午未时初赶到江州城下，以免误了攻城时间，进而影响到整个南征作战部署。
说起来，中路军行军速度较慢既不能怪徐绍安，更不能怪其麾下各团、各营的将士。一来，此处属于江南丘陵地带，自蕲阳渡江后一路行来，不是连绵的低矮山丘，就是湖洼沼泽，对于携带大量辎重及沉重火炮的中路军来说，根本就走不快。二来，此时已是阴历三月底，南方降雨已经开始逐渐增多。虽还不至于像梅雨季节那样天无三日晴，可淅淅沥沥的春雨也是隔三差五的就会下一场，使得道路越发泥泞，严重阻碍了中路军的推进速度。是以，原本计划该在第二天便攻克江州的中路军先头部队，此时却仍然在距离江州城八十多里的武蛟庄，于泥水之中艰难前行。而其所属炮兵团和辎重车辆则更是行动缓慢，此时还在武蛟庄以北十里的大桥村设法通过一条虽然不宽却因这两日的阴雨天气而变得泥泞不堪的小河。
实际上，前世赵匡胤在征伐南唐时为了避免受到天气的影响，其南下的时间选在了雨水较少的阴历九、十月间，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利天气对作战行动的影响。而此番周军南征，由于要有效利用王崤峻被刺事件制造舆论，为出兵寻找更好、更合理的借口，为了能够达到“趁热打铁”的效果，不得不的将出征的时间定在了年初春季。同时，为了降低天气的妨碍，减少长江汛期水量大、江面宽对架设浮桥的不利影响，军事部和委员会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又将各部推进的速度一提再提、攻克各座城池所花的时间一压再压，以至除了顺流而下的水面部队的行动时间还比较宽裕外，其他走陆路的兵马都基本只有行军和宿营的时间而无长时间攻城作战的余量。
当然，制定出这样的作战计划并不代表军事部和委员会的兄弟们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实际作战过程。一方面，自幽云之战到现在北平军一系列的战绩在那里摆着，除了北平军刻意而为的情形外，还没有哪座城市在北平军的攻击面前能坚持超过一天的，且其中大部分攻城战持续的时间都是以小时计的。这使得军事部和委员会对自己麾下的兵将信心十足。另一方面，得益于情报部江南各分站的有效工作，以及“清园”兄弟对地图作业的重视，南征各部在出发前都得到了与自己作战任务有关的大量清晰详实的地图。这些地图再加上有情报部自江南各分站抽调来的熟悉当地地形的探员充当向导，南征各部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开进，而不用担心会出现迷路的情况。如此一来，军事部和委员会在制定计划时留给各部攻城的时间很短也就不难理解了。
尽管道路难行，按时完成攻克江州的任务很是困难，可徐绍安此时除了催促手下兵马加快行军速度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可用。毕竟自己就是南征作战计划的主要制定者之一，此时抱怨计划制定的有瑕疵等于是抽自己的嘴巴，且毫无意义。好在这会儿时辰还不到中午，八十来里的路程，对于拥有大量马匹的中路军来说，在明天中午之前赶到江州城还是能够完成的。而且，根据情报部江州分站提供的消息看，江州刺史谢彦宝乃是做事优柔且贪生怕死之辈。有了武昌节度使杨守忠的“榜样”在那里，这家伙很可能会为了个人的身家性命选择不战而降。估计只要自己带着些许人马往城下一站，连炮都不用架，城里的谢彦宝就会开城投降，较之老二十六攻占武昌更轻松、更简单。
任务的紧迫、对己方实力的自信、由于对手的相对弱势而自然而然产生的轻视心理，以及曾志林连登陆、带行军、加攻城，前后只用了不到一天时间就攻克武昌的开门红在无形中给其造成的心理压力，使得原本就希望江州之战乃至整个南征之战能够速战速决，以避开天气对己方不利影响的徐绍安最终选择了行险之道。
在进入武蛟庄进行短暂休息并与麾下兵将一起草草吃完了非常简单的午饭后，徐绍安下令中路军一分为二。其亲率“飞龙军”原本就走在整个行军队列前面的四师二团、师属骑兵团两个营、中路军指挥部直属警卫部队，以及“保安军”两个团的骑马步兵组成前锋集团，暂时脱离行动缓慢的重炮部队和辎重部队以及负责掩护这两支人马的作战部队，先行轻装赶往江州，趁着城内人心不稳、趁着守将心思不定的机会迫其投降。而“飞龙军”四师三团、师属炮兵团、师属骑兵团一个营、“保安军”剩下的六个团，以及中路军指挥部其他直属部分队和后勤辎重部队组成的后续集团则随后跟进，与前锋集团在江州城内汇合。
任谁都有看得出来徐绍安这一临时作战命令与北平军素来所秉持的稳妥可靠的作战方针相背离，并不是一条好的建议。可一方面身为北平军武装力量名义上的副统帅、北平军军事行动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徐绍安的命令除了位列其上的王崤峻，以及钱远山、曾志林、王峰等少数穿越团队军事部和保卫部成员外，就连李俊武和张维信如果不是在委员会会议或者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话，都很难予以有效反对。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