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房僚佐所掌虽属秘书工作，但因其多为国家机密大事，权位很重。《资治通鉴》卷二三七
“唐纪·宪宗元和元年”载：“堂后主书滑涣久在中书（胡注云：堂后主书，即今之堂后官也），与知枢密刘光琦相结，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杜佑、郑絪等皆低意善视之。”像滑涣这样作势弄杖者，固属不多，但也说明五房僚佐地居权要，宰相亦未可小视。
（三）参加政事堂会议人员。参加政事堂会议者，唐初为三省门下长官，或带
“同三品”、
“平章事”、
“参知政事”等衔官员。中书舍人和堂后五房长官因工作关系，经执笔宰相同意，亦可参加会议。
政事堂会议与朝议不同。政事堂是宰相议决军国大政的权力机关，必须宰相才能参加。
朝议为皇帝临朝时与诸大臣之议论，因此，文武百官品高品低者皆可与议。
朝议所议之事，据记载多为军务大事，盖以军务关系国家至大，必须皇帝临朝议决。
《旧唐书·严绶传》云：“（元和）九年，吴元济叛，朝议加兵，以绶有弘恕之称，可委以戎柄，乃授山南东道节度使，寻加淮西招抚使。”（注：见《旧唐书·严绶传》）是朝议军务之一例。
政事堂会议与廷议亦不相同。朝议由天子临朝议决，廷议由宰相主持，上自文武大臣、六部尚书、九卿诸监，下至侍郎、御史等皆可参加廷议。
《旧唐书·刘文静传》云：“文静自以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又屡有军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由是与寂有隙。”（注：《旧唐书·刘文静传》）又据《新唐书·姜晦传》云：“（晦）为吏部侍郎，主选。处事精明，私相属诿，罪辄得，皆以为神。始，晦革旧示简，廷议恐必败，既而赃赇路塞，而流品有叙，众乃伏。”（注：见《新唐书·姜晦传》）《旧唐书·王唆传》载：“时朔方军元帅魏元忠讨贼失利，归罪于副将韩思忠，奏请诛之。晙以思忠既是偏裨，制不由己，又有勇智可惜，不可独杀非辜，乃廷议争之。”王晙当时为殿中侍御史。
《旧唐书·杜佑传》亦载有
“公卿廷议”之事。可见参加廷议者，不仅宰相，宰相以外的官员亦可参加，这和参加政事堂会议只限于宰相者，全然不同也。
（四）政事堂会议执行主席。通常是中书令取旨后，于政事堂召开宰相联席会议，开会时有一执行主席，称
“执笔”、
“执政事笔”。讨论结束，秘书处协助
“执，然后奏闻画敕。执行主席轮流担任，有时一人一天，有时一人十天。
《唐会要》云：“至德二载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执笔，每一人知十日，至贞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每日一人执笔。”（注：《唐会要》卷五一《中书令》条）《新唐书·崔佑甫传》云：“始肃宗时，天下务剧，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还第，非大诏命，不待遍晓，则听直者代署以闻。”《资治通鉴》卷二一九云：“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笔、承旨，旬日而更（胡三省注：令宰相在政事堂，分日当笔及承上旨），惩林甫及杨国忠之专权故也。”（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纪》三五《肃宗至德元载》）上引
“分直”、
“更直”、
“听直”之
“直”，即轮流值班，意思是说宰相在政事堂要轮流值班。而
“秉笔”、
“执笔”、
“执政事笔”者，是指有会则为会议执行主席，无会则为值班宰相，负责处理日常公务或
“承上旨”。由上可见，在肃宗以后，宰相执政事笔者，或旬日一更，或一日一更。
由宰相执政事笔
“承旨”之制还可知，在唐朝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中，由中书令取旨的传统做法已经有了改变。
值得注意者，旬日一秉笔或一日一秉笔，与
“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政事”，殊有不同。前者为值班宰相，后者如司马光所说：“至于数旦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来宿德元老、年高有疾，朝廷尊礼，特降此命。”（注：司马光《辞三日一至都堂札子》，元佑元年，载《司马文正公集》卷三八）乃是对年高望重的大臣如李靖、杜佑（注：各见新、旧《唐书》本传。
）等的一种尊礼。
（五）中书门下之印。印是权力的凭证，
“印者，信也”（注：《百川学海》，蔡邕《独断》卷上）。自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
“中书门下”，于是政事堂印亦改为
“中书门下之印”（注：《旧唐书·职官志·门下省》。另见《册府元龟》卷三○八《宰辅总序》）。
“中书门下之印”即成为唐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中书门下政事堂的权力凭证。
唐制，凡属皇帝命令，必须政事堂会议正式议决通过，并加盖
“中书门下之印”，而后方可颁行生效。这就是说，凡未经政事堂议决副署，加差
“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被认为是违制的，不能为国家各级机关所承认。
“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就是宰相刘祎之对武则天的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