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胜军出关往东南走了数十里，到了武康县的上陌镇（今属德清县境内），原本说要班师回朝的大军忽然就停在这不动了。此地距独松关和临安都是不远不近的距离，按照赵孟传打的算盘，就在这里停下不动，一方面很方便获知独松关上情形，一旦鞑子破关马上就可以撒丫子逃跑。另一方面，也很容易得到临安来的消息，万一朝中有什么新的动向，立刻可以做出反应，这欺上瞒下两头兼顾的把戏着实玩的很溜。但袁镛和胡隶感觉自己是被牵着鼻子走了，意识到这其中必有问题，愤愤然要去问个明白，但每一次都被赵孟传的卫兵挡了下来，赵氏宣称身体有恙，暂时无法行军。早不病晚不病，偏偏在这不尴不尬的时候就病了？
“相公顿兵在此是何意思？既已撤出独松关，何不依令回临安？”
“进又不进，退又不退，等着在此过年吗？”
对于赵孟传的反常行为，袁镛和胡隶都是深为疑惑又深为焦急，要待问个明白时，却连赵孟传的面都见不上。
忠胜军中，要论忠直大义，袁镛为最。要论勇猛善战，胡隶为先。但要论权谋手段，赵孟传才是祖宗。
从官职上讲，胡隶只是一个都统制，袁镛不过是个司户参军。与赵孟传在地位上天差地别，甚至与谢昌元、周进都没法比，”哪怕他们掌握着忠胜军大部分的力量，也没办法取而代之，只能被牵着鼻子走。当年岳爷爷有天下最强的岳家军，也逃不掉死于奸臣秦桧之手的命运。君子制于小人之手，忠臣死于奸臣之谋，这就是个无解的悖论。
袁、胡二人，此时都是有力无处使。有一个词叫做骑虎难下，他们都被绑在了赵孟传的贼船上，这个船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但是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想要下船也已经越来越难了。
从胡隶的角度讲，赵孟传毕竟对他有恩，对于袁镛也还有过去的情分在。都没法那么轻易的撕开脸面。要怪就只能怪一开始就选错了人。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当初，他看起来就是那样谦虚谨慎、勤政爱民，忠君爱国人，谁能想到他根子里是这样一个投机分子。
国家末世，人心真的坏了，最坏的就是满口仁义道德的赵孟传、谢昌元之流，亏得他还是皇亲国戚呢。近些年的表现，大宋就是一坨扶不上墙的烂泥，之所以那么烂，就是因为人心烂了。文天祥、袁镛、胡隶、张镝等等良知尚存的人，在这世道上就是异类。赵孟传、谢昌元、周进之类才是主流。说到底，袁、胡、张都是属于辛苦种树的人，而赵孟传就是那啥也不用干，白白来摘果子的人，有风险先把部下推出去，有功劳一把给抢了，要论坑队友，我大宋无出其右。
……
这里就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假如摊上一个很不靠谱的上司，能力不行，心机却很深，每次都把下属带到坑里，作为下属的你该怎么办呢？
一个办法是另谋高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又或者出去单干，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再或者向上司的上司反映，是金子总有机会发光的！
袁镛和胡隶就遇见了这么一个上司，但是上述三个解决办法似乎都行不通。
第一个，另谋高就，不给赵家人干，那给谁家干？孛儿只斤家？而今中原除了大宋就是蒙元，胡隶袁镛如果要跳槽就只能给蒙古人干事了，那显然不现实，所以第一个办法趴死。
第二个，出去单干，在而今大宋的语境之下，单干就只能是占山为王，从忠臣义士直接掉入乱臣贼子的行列中去了，辛苦勤王，血战千里，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那么多儿郎，到头来难道要反而要背一个乱臣贼子的罪名吗。这买卖就太亏了，所以第二个法子行不通。
第三个，向上司的上司提出意见，赵孟传的上司是谁？陈宜中？谢太后？陈宜中与赵孟传是一丘之貉，谢太后是个没主见的老妇人，领导的领导，可未必比领导更英明。更何况胡、袁官卑职小，求告无路，反馈岂会有效果，反而会被扣上一个以下犯上的帽子。所以第三个法子宣布无效。
当然，如今还有另一个选择，出海去，自我经营。张镝已掌握有流求、吕宋两块基业，在外岛自立又有何不可？
但有句话叫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然基业已稳，羽毛渐丰，但说到底，只有中原才是根本。
从现实利益上，不管是张镝胡隶还是袁镛，都不可能置大宋于不顾，在感情上张镝也没法放弃大宋。就算站在一个寻常士子的角度，亡国的悲痛，毁衣冠、丧礼仪的结果也是没法接受的。所以才料理完中兴社的一摊子事，张镝又不得不考虑起那多灾多难的大宋了。
收到师父胡隶的飞鸽传书，张镝意识到形势严峻，从信上可知，常州已失，平江危急，忠胜军退回独松关。而他不知道的是，现在的情况又和信上不一样了，重镇平江也已经丢了，甚至忠胜军退保的独松关也朝不保夕。
而今后方已然安定，是时候再次北上了。张镝行事果决，就算没有胡隶的信，也不会迁延后方安于做土皇帝的。
记得初上昌国，他与师父纵谈天下，决定要做出一番事业，当时说的话言犹在耳:“待中国有变，师父便提精锐之师西向以建功勋，徒儿在二岛固守经营转运粮草，若事可成，南北纵横，天下皆知师父之名！”
那一次胡隶听到此语，也曾热血沸腾。他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