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日下，高岳将新的营伍编制给军队里的说清楚后，就提到了将兵和射士的待遇问题。
所谓将兵，依旧是吃军饷的，但不用屯田，专力脱产操练。
而射士的变动就比较大，高岳的安排是，对于射士就是要授田，度支司和军府提供种子、耕牛、农具的帮助，平日耕作，农闲时习长矟、弓弩，营田的收获，只需一成充作斛斗米上供京师（其余的斛斗米，如今光是兴元的普通农户的上缴便以足够），其余九成全都归自身，没错——高岳昔日在百里城的分成制，现在又有革新。
如九成收获射士全家消费不了，高岳还规定，按照当初陆贽所规化的和籴法，由军府以高于本地市价五分一的价格，收购籴入军仓当中储备。
不过既然射士屯田只需“十税一”，相对应的代价是什么呢？
那便是高岳撤销了给他们的口粮、衣赐、药蔬、酱菜待遇，没错这一切统统都没有了。
也即是说，现在兴元府每年财政的“军资钱”部分，上报给朝廷的说法，依旧是我兴元要负责两万士兵的吃喝拉撒，但其实只要直接负责七千名将兵即可。
空余下来的一万一千名射士，他们口中吃的，身上穿的等等，高岳说我把田给你，农具、耕牛也借贷给你，你自己完全可以解决。
昔日当兴元白草军宣布兵额扩充到两万后，高岳曾对皇帝哭穷过：“陛下兴元府原本兵额不过一万五千，每年俸禄、口粮、衣赐、酱菜、修造军器、购买战马就得三十二万贯，如今扩充至两万，军资瞬间膨胀到四十万贯了。”
皇帝便说，“高三，今年减免防秋兵，可让度支司剩下六十万贯钱来，朕拨十万贯给兴元府就是。”
“臣不胜惶恐感恩！”
“行了行了，要让朕知道你挂空籍的话，严惩不贷。”皇帝表示，朝廷的财政转移支付也是要尊严和原则的。
现在一万多射士不用负担军资，也就等于高岳每年在兴元足足四十二万贯的军资钱，立刻有二十万贯节余下来。
当然这二十万贯，高岳是不会贪渎掉的。
他会同韦平、刘德室做了个财政上的规划，四十二万贯钱的军资不变，池子还是这么大，但三十万贯划为“将兵费”，十二万贯划为“射士费”。
三十万贯的将兵费，七千名实额的将兵，也即是说，每名将兵身上分摊了四十贯还有余。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高岳以前在泾原行营还当着小小的孔目时，曾做过计算，西北的边军一人一年消耗十二石粟米，七匹绢布，再加上军马草料所需，合计每年需六百万贯钱，边军人数十四万，故而每兵身上也需分摊四十余贯。
那么乍一看，革新后的兴元将兵待遇，和代宗皇帝年间的边军士兵待遇不是差不多嘛？
其实不然，代宗的大历末年，为什么每年要在西北边地投入六百万贯的钱财？一是西北边地荒残，要从关东运粮食去，一石粟米运到，米价和脚力钱合在一起要一贯五百文之多；二是代宗时期，绢布丝绸的价钱也很高昂，一匹平均要三四贯之多。
但这时李适统治时期，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
首先，西北营田，和山南营田初现成效，高岳的兴元府尤其卓著，
江淮东南的产米也高量稳定，源源不断送来——现在西北边军驻屯地区，粟米每石所有成本加在一起，也就一贯上下（每斗一百文），比大历年间节省五百文，而高岳的兴元府每斗才七十文，也即是说每石七百文，几乎是从前的一半。
布匹的价钱下降更是显著，大历年间一匹绢布四贯钱，如今一匹不过一贯五百文。
粮和布价钱一下降，花在将兵身上的这四十贯钱，可比大历年间“值钱多了”。
也即是说，将兵这四十二贯钱，可以换六十石米，或者可以换二十八匹布，一家人足可衣食无忧。皇帝在神策军和神威军身上，每名士兵一年也不过三十余贯，号称待遇两三倍于边军，而此刻将兵比神策、神威犹胜。
而花在射士身上的十二万贯钱，并不是单纯用于军饷的，因为其实射士也不用负担军饷，高岳将其分为了三份：
一份，用于射士出战的赏设钱；
一份，用于锻冶修治兴元白草军的盔甲、大小旗帜、刀剑、弓箭；
还有一份，则用于砲具，及其他守战器械（兴元府的小型水师，是用回商和回易钱支持的）。
高岳对将兵和射士的职责，也做了鲜明的划分：
将兵，乃是常设军力，“敌众侵我州郡，须全力搏战”，“朝廷防秋，须悉数出征”，“朝廷光复河陇，须听从调遣”，这是毫无疑问的。
而射士并不脱产，并且他们耕作的稻麦或棉花，将来都是兴元府极其重要的物资，所以在刘德室主持下，制定射士的“分番戍法”，把一万一千（虚额为一万二千）射士分为三番，如出界或防秋，抽取一番和将兵合营出动，此一番的田产由留下的二番并力耕作，务求不耽误农时；但若是有敌人犯我州郡本境，“全射士，不分你乡我邑，尽数出之，扼敌归道，占据险阻，协将兵并力歼之！”
既然射士和将兵出战时是“合营”的，那么其实两者虽然驻防地不同，但登记到伍籍上却是一致的，比如将兵甲和射士乙，同属白草军“前军门枪兵马使左部（将所属的部，分左右部）第三营”，而这次乙又轮到他的番了，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