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九月十日这一天，随着黄石守军的投降和南昌守军的“起义”，南京国民政府在江西省控制的地盘，现在只剩下九江周边顺长江而下的一小片区域。长江以南距离九江最近的炮党控制区是军事重镇安庆。陈诚倒是在这里驻扎了重兵。
九江原有守军五个师，三万人，不过五个师成份复杂，都是前任委员长何应钦的部下，并不太受现任宋委员长的待见。八月份红军对九江做出“挤压攻势”时，宋子文迫于长江航道被截断的压力，这才汉阳汉口和安庆各调了三个师入驻协防。
这六个师一左一右边别布置在九江两翼，左翼的三个师安置在九江和黄石之间，由顾祝同统筹指挥，右翼的三个师是俞济时、薛岳、孙元良各统率一个师，配合原有的九军五个师，负责九江和安庆之间的联系，总指挥是刘峙。兵力上看，从九江到安庆这一线，总共安排有八师主力，这还不算长江重镇安庆的守军。
这一布置看似无可厚非，可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山头主义横行，相互间的配合做战从来都是极为糟糕的。这一个问题无是哪个位面都没有解决。而在这个被穿越者林汉严重扭曲的位面，宋子文领导南京国民政府对手下的这些师长、军长、司令的控制力就更是糟糕。名义上宋子文和陈诚、顾祝同、刘峙为首的黄浦江浙派达成了同盟，但实际上这种同盟的密实度，由于其威望不足，远不如常凯申时代常凯申对这些实权派的控制力强。
也因为明白这一点，1933年后宋子文在英、美、德各国政府的支援下开始训练新军，重整武备时，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练属于自己的“宋家军”。这一年半来，他自己一口气连搞了三个所谓的“税警团”，名为团，实际上却是以“师”为级别配制的。只是这三个装备最好的师被他视为命根子放在老窝看家，一支都没有派出来。顶在前线的也都是顾祝同、刘峙、陈诚这三家的部队。
沿长江一线布开的十一个月师，表面上互为犄角，紧密联系，看似牢不可破，实际却是一个布满破洞的筛子。这十一个师名义上是归于顾祝同、刘峙、陈诚三家头领指挥，实际上十一个师各个人师长都是各有想法，他们的顶头上司都不可能如臂使指地指挥他们。
九月份两家全面开战时，在江西，即使不算南昌的守军，南京国民政府在这里的总兵力这时也有十二万人之多。如果再加上安徽安庆方面的军队，更是足足超过了十六万人。
而红军方面，由于部分主力被调去湖南和湖北围歼何键和顾祝在武昌一线的部队，在九月十一日前，整个江西的红军主力也只有十一万人。数量上其实是处于劣势。
但是红军是拧成一个拳头在做战的，而他们的对手只是一盘散沙。
九月，湖南的红军围攻长沙，拉开秋季攻势的大潮之时，江西也同步行动。一方面用两个师万余人监视、围困人数比他们还多的两万多南昌守军。余下的主力直扑九江。
江西北部的战场环境，有一个地形是双方都不能忽视的，那就是面积巨大且狭长的鄱阳湖。浩瀚的湖水加上赣江将江西敌军一左右隔成了两个部分。不算南昌的守军，炮党军在赣江以西约有四个半师，赣江以东江西境内为六个半师，此外紧邻的安庆那儿还有陈诚的三个师。
表面上看，九江这一边的党军是东强西弱，但西线的四个半师里，有个三个师是从汉阳调来炮党嫡系师，这两年来换装了大批德械，武器好，军饷够，训练足，战斗力强，相互间的配合也较好，余下的一个半师虽然鲁涤平的杂牌师，但其驻守九江且和这三个师紧邻。自从1933年起，九江就面临“赤匪”严重威胁，为了保卫九江的安危，南京国民政府在这儿修了大量的堡垒碉堡群，号称东方凡尔登，有为依托并不好攻打。
相比之下，东线的情况就简单得多。江西境内的六个半师中，三个半是“何婆婆”留下的杂牌师，装备不乍样且战力差。余下的三个师，分别是俞济时的88师，薛岳的12师以及常凯申亲嫡系，警卫第一师。
警卫第一师是常凯申发家的嫡系，亲儿子师，装备不可谓不好，常凯申死后，警卫第一师投入宋子文麾下，待遇一样未减。唯一的问题是，这个师现在的师长名字叫孙元良，后世人送外号“飞将军”、“长腿将军”，一个在南京大屠杀中困在南京，躲在ji院里逃过日本人的屠刀还能安全逃出那座死城的“牛人”。
最妙的是，由于对那三个“何婆婆”留下来的杂牌师战力的不信任，这个三个战力最强的嫡系师用一个隔一个的布阵方式，将三个半杂牌师分散开来夹在中间的。
江西红军的李润石在接到前线和地下党传递的军报情报，果断将先前佯攻九江四万红军中抽调三个师两万人出来，通过鄱阳湖支援东线。经过这两年的挤压，红军早就控制了大半个鄱阳湖水域的通行权，加上林汉林汉援助的船只和战争缴获，更拥有了一只武装机动船队。
得到西线的支援后，赣江东面的红军在九月三日发动猛攻。
第一个目标，集中兵力，猛攻江西与安徽交界处的杨溪镇，那里的守军是长腿将军孙元良控制下的第一师和薛岳的十二师之间的那个杂牌师九十六师。
只用半天的时间，红军就正面击破了九十六师，令其全师溃败，大半被俘，小部分溃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