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各自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土邦，在英国统治者的干涉下，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但实际上各土邦中懂英语的只是少数人，甚至基本存在所谓的“高种姓”之中。而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底层。则依旧使用着各地的方言土语，语言不通是印度的首要难题。
解放军占领了东北印度五大土邦之后，帮助印共在这里建立政权时，方才发现印度的情况比预想中要复杂得多。
首先。印度人的奴性，远胜中国。更胜过欧洲的那些国家。
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年前就产生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日子过不下去。就干统治者他女良更是被民众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太平时代，皇帝或许是高高在上，但日子一旦过不下去走投无路了，那就是遍地都是“两个人”（陈胜吴广），造反成功后杀皇帝全家。
清末，哪怕中国在蛮清的两百余的愚民统治下，但反抗的思想火花从来没有熄灭过。到了辛亥揭杆而起，五四时更是爆发了“新文化运动”思想大解放的浪潮。
但印度没有这种传统。几千年奇葩的印度教“修来生”思想的洗脑下，绝大部分的印度人都认为只要今生多吃苦，来生就能投个好胎。
其次就是印度持续了数千年。奇葩无比的种姓制度。
第三，印共就是一个十分松散的组织，虽然名义上都叫印度共产党，但实际上组织成份组织成份极其复杂，派别极多，名义上虽然归最早的负责人罗易（这是印度共产党的创造始人）指导，但其对印共各地方组织的控制力度，远不能中苏两家相比。印共自己对基层的控制力度，也几乎是零。
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很多。一是印度虽然不断地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打击。但远不能和中国、苏联革命时面临的严酷形势相比。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艰苦的环境最磨炼人，两万五千里长征加八年艰苦的敌后抗战，方才煅炼出了后世那支无敌的铁军。相对于中苏革命历程的艰辛。印共自1920年成立后，在印度一直待到1934年才被英国殖民者宣布为非法。1935年中国事变后，英国殖民当局加大了对印共的打击力度。但是英国政府对英属印度的控制程度并不高，打击力度也很有限，仅能抑制其在表面上的公开活动。
某个和印共打过交道的中方交涉如是向首都方面报告道：“过于宽松的生存环境，令印共这个组织象个松散的小资产阶级俱乐部。和第二国际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小布尔乔亚（即小资产阶级份子），社民党没啥两样。”
成立后的二十多年，印共只想着通过城市工人运动和通过议会斗争向英国人“乞得”政权，武装斗争从来就没有想到的，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什么的，就更是无从谈起。
而在谈起印共时，林汉则毫不客气地评价他们道：“就革命性来说，他们甚至连1910年前的同盟会、光复会这类冲动型革命盲动主义者都不如，完全就是右倾投降机会主义者。”
到1940年战争结束时，印共在印度的组织形式，比1926年国共合作时还不如，在基层民众中间根本没有根基，完全就象个“小资阶级俱乐部”，这样的悬在空中的组织，如何能够担任“建国”的大业。
1940年年末战争结束时，新中国方面很早就想从印度东北七省撤军，可是准备接手的印共，却根无法在这个时期撑起当地的政权。
“这事感觉，就好苏联从阿富汗撤前，留下的阿富汗现政权一般。现在的印共，根本就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在了解到东北印度的情况后，林汉如此向汉娜吐糟道。
好在有这个烦恼的人不止中国一家，解放了巴基斯坦之后，苏联也在为在巴基斯坦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而头痛。他们面临的问题和中方相同，这两地的基层力量全被旧式的土邦、部落长老控制，而印共中的巴基斯坦的影响力几乎可以无视，其本质完全是虚浮于表面的“小资产阶级沙龙”，根本难当大任。
这两个地区虽然在中苏两家的刺刀的帮助下，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勉强搭起了国家构架。但是中苏两家都明白，若是他们马上撤军宣布不管这里的事，这两个所谓的国家第二天就会完蛋。
但是，不管心里再不爽，这样的阿斗，还是要扶起来。
在西巴和阿富汗，斯大林的作法是如毛子最爱用的手段：赶鸭子上轿。在几十万苏联红军的刺刀下，强行在这儿进行土改，将土地分给当地的农民。在这过程中引发了当地部落首领的旧政权的强力反抗，而苏联也用毛子一惯的手段，直接强力镇（蟹）压了。
1940年年底一年战争结束，但苏联人在这里的治安战，却一直持续到了1943年才勉强靠一段落。林汉得到的消息是，苏联人在那儿杀得人头滚滚，差不多四十万人当地人在这三年中死亡。而苏联红军在这三年里的损失，也超过了一年战争。
关于如何处理新解放的东北印度五省（此时中方只控制了五省的地盘），中方上层也有一阵争执。
土改是一定的，但是由谁来进行？
土改必须由一个强力的组织才能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这个时代的印共，实在是烂泥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