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们把征收的税，巧妙的转嫁到了那些纺织工匠的头上，然后再挑拨他们，顺理成章的就出了这么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
那朱知府，可也是读书人。
所以在大明朝，最不好惹的就是读书人，尤其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底层读书人。你跟他们比横，那还真是比不过。他们不少人都是自认科举无望，眼瞅着昔日自己的同学都考中举人考中进士升官儿发财了，自然是心里不平衡，这心里不平衡的时间长了，便是郁结着一股不平之气，这股子不平之气使得他们往往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制度都很是敌视，因此被人稍一教唆就会做出很极端的事儿了。
脑子一热，指不定就怎么着。反正在他们看来，自己也没什么好失去的，再说了，国朝数百年优容养士之风更是让他们有恃无恐连烧了董宅那等大事都不过是十来个人被革除了功名而已，他们怕什么？朝廷难道还敢对咱们这些读书种子动手不成。
所以董策若真是被他们闹这一通，怕是真就得完蛋了。
这种人，其实就是一个字儿：贱！
他们最是欺软怕硬，在明朝时候那么横，靠的什么，不就是国家优容么？但是到了清朝，人家可不管他们这一套，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这帮子骄横无比的读书人顿时屁都不敢放一个了。
像是雍正四年，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江西考官查嗣庭以《诗经》句“维民所止”命题考试，清廷诬称“维止”二字，意在取“雍正”二字之首乃大不敬，逐将查捕狱问罪。不久死狱中，戮其尸，株连亲属。同年，汪景琪任年羹尧随
笔，随年西征，因文章讥讽朝廷，被判大逆罪，立即斩决，妻发黑龙江为奴。
因上述二人均系浙江人，以文字得罪朝廷，故清廷停浙江文士乡会试。
停了浙江的会试了，这是怎么个概念？
意思就是以后浙江的士子读书人们，走正途，走科举，再也当不了官儿了！
这相当于是绝了整个浙江一省士绅读书人的活路啊！
若是在明朝，怕是早就闹翻天了，但是在雍正朝呢？却是一个敢言语儿的都没有！为何？给杀怕了！最后还是李卫替浙江文士说了许多好话，方才恢复了浙江文士的乡会试。如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