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明喝口茶，无奈道：“没办法，四大金刚靠着战乱发大财，就算是现在戴福保旧藏也是拍卖场金字招牌，跟放山居、玫茵堂不相上下。”
“2008年苏福比上拍的戴福保旧藏钧窑天青釉仰钟式花盆以6952万港币成交。在过亿陶瓷中，除霁蓝描金开光粉彩花卉纹双耳瓶外，另外三件都跟戴福保相关。”
“港岛第一藏家张宗宪御制瓷器专拍中，1.51亿港币成交的清乾隆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是他1985年从戴润斋拍卖会上捡漏而来。”
“2010年苏福比再次上拍戴润斋藏清宫御瓷，13件精品总成交额高达七亿港币。其中他在1971年花1680英镑购买的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长颈葫芦瓶以2.5亿港币创当时拍卖成交纪录。”
“另一个清乾隆珐琅彩四季花卉瓶以1.4亿港币成交，当年也不过几百英镑，现在翻了几万倍，你说他的眼力如何？”
鲁善工摇摇头，那时候不能比，战乱四起，民不聊生，他们赚的是国难财，当的是卖国贼。
同时代也有高风亮节的文人，比如张伯驹先生，为保护国宝舍生取义。还有捐赠瓷器的孙瀛洲，耿宝昌的师傅，过世前一次性把三千多件精品全部留给故宫，保住文化传承之命脉。
宋学明放下茶杯，继续道：“我还记得2011年3月22日，一只定为“民国”的霁蓝描金开光粉彩花卉纹双耳瓶以1.18亿成交。震惊整个拍卖圈，这一价格是其原本估价的两万倍！”
“很多国内买家之所以拼命竞投，是断定这件瓷器是清代乾隆本朝官窑，而非民国仿品。换句话说，就是要从苏福比和戴福保手里捡个天大的漏。”
“当年戴福保似乎不认为那是乾隆官窑珍品，也未受到与其往来的知名收藏家和经纪人的青睐。”
“苏福比鉴定专家也判定霁蓝双耳瓶是20世纪早期产品，因此在拍卖图录中标注“类属民国”，品相报告称：瓶身与底足断开又黏合上，口、耳的鎏金有磨损。”
“最终它只能跟一堆不标年份的石雕、陶瓷、青铜器等为伍。当然后来苏福比也表示，关于年代存在很大争议，某些收藏家认为年代可能久远得多。于是捡漏变成堵漏，竞拍成了血拼。”
老爷子长叹口气，意兴阑珊道：“戴福保是早年在沪上发家，晚年又移居海外，只有短短几年时间在京城居住过。”
“至于后人全部在美国生活，基本没有再回国，后来国家严打文物走私，一大批走私犯受到牢狱之灾，他和卢芹斋算是聪明，跑的快，可到死也没有落叶归根。”
看见鲁善工有些失望，宋学明想了想继续道：“后人虽然没有线索，但我记得当年琉璃厂有个老掌柜，钱永田，跟戴福保关系密切。传闻经常给他介绍客户，两人有过交易。”
“后来钱永田离开琉璃厂，十几年前病死，不过听说有两个儿子，还在京城居住。”
鲁善工眼前一亮，赶紧要来对方地址，既然戴福保没有线索，那只能另辟蹊径，去钱永田后人碰碰运气。
寻宝捡漏这种事全靠运气，没有缘分眼力再好也白搭，直接开车来到目的地。多方打听，还真见到钱家后人。
简单说完来意，钱家长子听说是博古斋介绍而来，算是放下戒备。解释自从父亲过世后，家里再也没人从事古玩行，鲁善工好说歹说，对方终于拿出两件画轴，打开居然还是残缺不全。
元代赵孟頫的双松平远图！
倪瓒《虞山林壑图》！
钱家老大无奈道：“没办法，当年特殊时期谁也不敢有封建残留，好多字画都被撕碎烧掉，要不是老爷子想留个念想，连这两张都不会留下。”
听完对方解释，鲁善工不动声色接过画，脑中果然闪过很多信息，直接买下后离开，马上定机票，飞往江南小镇。
来到江南水乡，这里是汤安老家，也是他最后死的地方。多方打听，终于来到一个偏僻小村庄，找到一个八十多岁老乡。
“你要找汤妹子？”
老人有些耳背，鲁善工大声问几遍才明白意思，用土语叽叽咕咕半天，家人翻译后才知道原来汤安有个女儿，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变成疯疯癫癫，最后不知去向。
汤家老宅一直没人居住，荒废几十年，鲁善工心头一喜，赶紧先离开村子，在附近等候时机。
直到深更半夜，四下无人，悄悄拿着铲子，来到汤家老宅。到处是破烂不堪，果然没人居住，来到院里一棵大槐树下，赶紧挖。
偷偷摸摸不敢发出大动静，足足挖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发现箱子，抱起来赶紧离开，回到租来的车里。
箱子上的锁早就锈死，用钳子夹断，打开箱子，看着里面的东西，兴奋道：“哈哈，金手指居然还能这样用！”
钱家留下的虽然是残破画卷，但被金手指读取到关键信息：那张的确是当年经过汤安做旧造假的作品，无意间发现另一个惊人秘密。
老鬼汤安居然跟谭敬狗咬狗！
两年多的合作中，汤安明着听谭敬安排，可心里一直看不起对方。毕竟谭敬做生意有一套，但古玩眼力不高，更不用说有什么艺术造诣。
谭敬也知道自己眼力不行，所以经常找发小张衍帮忙，张珩出生于南浔大家。清朝道光年间，张家是首富。
张珩为著名收藏家张石铭之孙，从小耳濡目染，再加上祖父亲自指点，年轻时就有盛名。20岁时就被故宫特聘为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