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制订了《华北重要资源经济调查方案及要领》，明确提出调查、开发华北资源的计划。
12月7日，日本陆军、海军、外务三省官员经过协商，研究制定了《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确定日本对华北的目标，是使南京政权的政令，不能贯彻于华北。
华北五省或者独立、或者自主，又或者以河北省为中心，建立自治地带，或者建立局外中心裁兵地区。
当月，日本关东军曾以沽源县东部，长城以外地区，应属热河省丰宁县为由，要求察哈尔省主席，第29军驻军退入长城以内。
但宋军长，没有理会日本的无理要求。
1935年元旦，海沽的普通老百姓，都在忙碌着自己的生活。
他们并不知道，日本的铁蹄，随时可能踏入海沽。
忧心忡忡的路承周，随时关注着局势的发展。
虽然加入了日本特务机关，但路承周借着警察教练所同学会常务理事的身份，经常与川崎弘保持着联系。
以前路承周只感觉到，日本对华北虎视眈眈，现在看来，狼真的来了。
“川崎弘请了几天假，你知道去向么？”李向学见到路承周后，问起了此事。
“他跟我提了一句，要去趟大连。”路承周说。
川崎弘身为驻屯军的参谋，能从他的支言片语，知道很多有用的信息。
“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都去了大连，这些人聚在一起，只有一个目的，谋求华北自治，控制华北五省。”李向学缓缓的说。
1935年1月4日至5日，日本关东军在大连召开大连会议，决定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
“始终企图整个问题之解决，在示达到最后目的之前，则用旁敲侧击的方法，逐步前进。”
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在华北又将制造事端，迫使南京政府让步，以达到他们控制华北，谋求华北自治或独立的目的。
然而，就在此时，军统海沽站的站长王小湘，独自倒毙于家中。
等路承周接到消息，赶到爱丁堡道32号时，王小湘已经宣告不治。
此案依然由温秀峰负责，但路承周没有再掺和，只是在下午，他与刘有军见了一面，详细了解情况。
“站长应该是意外中毒而亡。”刘有军叹息着说。
堂堂军统海沽站站长，没有死在与敌人交锋的战场上，竟然死在家里，实在太奇怪了。
“谁下的毒？”路承周惊讶的问。
他脑海里，突然冒出王小湘诊所房间的那些瓶子，当时他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只是，此时的路承周，觉得可能是日本人动的手。
虽然路承周没有告诉野崎，王小湘的住处，但日本人要找到军统海沽站的办公地点，也不算难事。
“很可能是因为试药而中毒身亡。”刘有军遗憾的说。
王小湘有个爱好，就是“试药”。
他常常一个人拿自己做试验，有时是服药，有时是打针。
刘有军曾经劝说他，这样很冒险，可王小湘却处之泰然，依然我行我素，试验如故。
除了枪杀与用刀，毒杀也是军统除奸的方式之一。
因此，有军统特工曾经开玩笑的问他，能不能找一种无臭无色无味，微量水溶就能杀人于无形的毒药。
就是那种随便弄一点放汤里、茶里什么的，能立即溶解不留渣滓，喝下去让人立马翘辫子。
结果王小湘很认真地说有，还找出兔子来给大家做实验演示。
“站长精通医学，就算试药，也不会拿性命开玩笑。会不会是遭人陷害？”路承周问。
“这个案子，不是交给侦缉股了吧？你有机会，去打探一下吧。”刘有军说。
王小湘死后，他这个书记压力很大，如何向总部汇报呢？如果路承周真能找到线索，反倒好报告了。
“站长为革命牺牲，以后海沽站，是不是由有军兄主持工作？”路承周问。
“要等总部通知。”刘有军轻轻摇了摇头。
按说，以他的能力，担任海沽站长，也是没问题的。
但刘有军的资历太浅，海沽现在虽然只有一个情报组，一个军情组，但未必会全部听他的。
很快，南京发来电令，海沽站由北平站站长陈树公指挥监督，其人事经费亦由北平站承转。
除了海沽站属下的情报组、军情组与两名直属员也拨归北平站暂行联系外，其余人员均由南京局本部直接领导。
路承周自然属于南京局本部直接领导的人员，而刘有军跟从前一样，既接受北平站的指挥，又可以向南京汇报。
同时，刘有军还是路承周的唯一联络员。
得到通知后，路承周也很是意外，自己与海沽站，因此而失去了联系。
此事，路承周向野崎汇报后，却得到了大大的赞赏。
“路桑，你不属于海沽站指挥，是因为南京总部觉得你的作用很大。不用担心，以后海沽站有了正式站长后，你的隶属关系，还是会转回去的。南京这样做，只是为了保护你。”野崎安慰着说。
“野崎先生，王小湘之死，是不是我们的杰作？”路承周问。
路承周通过暗中调查，得知王小湘诊所的那几个小瓶里，以及针筒中的残余物，都有毒性。
王子襄的死，究竟是他自行配制和试验毒药时，不慎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