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骁飞说：“是的，明天的中央委员会议，我会强调用制度建设来代替道德宣教。制度好了，使坏人改变恶行；制度不好，使好人做坏事。当前法律条款缺漏、监管力度不足、行政执法不严，这些问题都将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解决。”
鲁迅点点头，说：“道德建设如中药温补，制度完善才是救命之药！在岌岌可危的社会呼吁道德，如同为一命在旦夕的病人慢慢调养，身体经得起等待吗？制度才是救命之根，我们需要法治的手术刀切除社会毒瘤。不过话说回来，说到中国人的道德，恐怕大家都不免要摇一摇头，发出一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许多人，包括以前的我，都有这么一种想法：几十年前的中国，还是一个民风淳朴的道德之邦，但工商立国之后，国家逐步转型为市场经济，自私自利、见利忘义、为富不仁者不断涌现，一次又一次地挑战道德的底线。使得市场经济和道德看似水火不容。”
宋骁飞说：“市场经济并不是吞噬道德的恶魔。新时期的道德和传统道德存在着一些冲突。传统道德认为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私欲，从‘存天理，灭人欲’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表达的都是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看起来理所当然，实际上却会事与愿违。人性是难以改造的，压制人性是中国几千来走错的老路。我们必须承认人的自利性，市场利用每个人的自利性，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引导着人们辛勤工作，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传统道德对金钱、商人、富人也存在认识的不足。在市场经济的新时代，我们的道德观也应当与时俱进，适时地扬弃一些不适应时代的旧道德，这样中国人的道德，才能有个光明的前景。现在的年轻人，经济学常识也很差，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希望你这个青年的导师，以后的文章，多点理性的经济分析。”
鲁迅说：“好的，大总统。不过，明天的中央委员全会，主题除了法治的市场经济，我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要保障个人的人权。从前的封建皇帝，看到哪个女孩子漂亮，就可以把她弄到皇宫去，他有特权，女孩子就没有人权。中国以前几千年，甚至一直到二十年以前，都没有改变，多数人没有人权。直到中华帝国出现了自由民主的思想，人民慢慢的才有了人权的观念，历史就起了变化。人权兴起，每个人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才快速发展。这个社会最大的改变，是人和人关系的变化。每个人的人权都不受侵犯，每个人的行动，才是利人利己的活动。”
宋骁飞说：“个人的产权和人权，是法治社会的核心和基础。个人产权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个人人权则让人活得有尊严，缺一不可。我们会重点讨论的。”
鲁迅听了宋骁飞的话，很高兴，连声说：“这就好，这样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