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冕堂皇地说了许多，适很清楚其中刨除掉这些冠冕之后的真正交易。
沛县义师帮助商丘民众政变成功，逼宋公成盟；沛县义师俘获楚王，五步成盟解商丘之围；沛县以积累的粮食援助商丘，不至商丘民众饥困。
由此，换取商丘民众在询政院问政于众之时，支持沛县的附庸国地位，支持沛县民众的制度变革。
只是这种利益的交换，需要罩上一层特殊的名为互利的外衣。
商丘民众支持墨家的决定，也明白了他们要争取什么样的利益，适的话也便越来越来容易宣扬。
到天亮的时候，该讲的道理已经讲清楚，民众们也推选出来了自己信得过的商丘本地人，以此来准备“问于众”这件事。
墨家众人虽然在守城战中控制了各个贵族，但是依旧没有机会对这些贵族下手。
一则是一旦下手，这属于挑战整个天下的尊卑秩序，会引发天下的围攻，一个小小的商丘还不能够地挡天下诸国的合围。
二则是就算下手，也丝毫没有意义。数年后郑国的驷子阳被杀之后，其党羽依旧可以作乱，驱逐郑公，让郑国一分为三。
贵族们的势力还很强大，只是围城的时候是他们的虚弱阶段，现在可以做的事，一旦围城结束便不能做。
很多事只能慢慢来。
当天彻底放亮之后，宋公等人也就可以离开宫室。那些名义上负责守卫他们防止互相戕害的墨家弟子，依旧跟随左右。
名为保护，实则监视，这是绝对不能放松的条件。
适这边也已经鼓动民众选出了足够的国人代表，一同前往宫室附近，与宋公贵族共同商议与楚人成盟之事。
年少的宋公从即位之前的雄心壮志到现在的无可奈何，只不过短短数年，却也在这一天里成熟了许多。
不再是那个期待着北攻三晋南夺楚城的子田，很多事便容易说得通。
与楚成盟，适讲的几点，前几条都是宋公以及贵族都很容易答应的事，最后那两条关于义师的事，才是扯皮的根由。
义师的调配权属于询政院，而非是宋公，这就让宋公很难接受，但却让贵族很容易接受。
至少，现在看来是容易接受的。
本来宋公也没有随意调配整个千里宋国人力的权力，分封制度之下，宋公只能管辖自己的直属地，若是插手到贵族的封地，贵族会很不满。
正如后世战国末年，唐睢不辱使命一般。
唐睢是安陵国的臣，安陵国是魏国的附庸国，安陵君是魏王的弟弟，所以强大如秦，也只能和安陵君直接谈判，而魏王是没有办法插手安陵国事务的。
这是分封制下的规矩。
集权到战国后期尚且如此，如今宋国分封制下宋公想要动那些贵族的封地，简直就是作死。
所以即便只是商丘的义师，宋公也很难接受，因为国都的民众算是宋公最容易掌握的一部分力量。
宋公的直属封臣和士一般都在国都附近的封地当中，大夫与六卿各有各的封地，并且有自己的臣属，与宋公只是单纯的分封建制义务关系。
正如公孙会可以在廪丘叛齐归赵一般，齐国最后也只能承认廪丘的独立地位，没有完成集权变革的诸国分封制的惯性太大，根本难以管控。
只是宋公不愿意接受，贵族们却乐于如此，他们担心宋公强势之后收权，所以支持商丘成立义师，尽可能地想要约束宋公的力量。
在约束君权这件事上，贵族们此时是和民众的想法一致的。
司城皇、大尹、公叔等人，纷纷表达了商丘成立义师的重要性，宋公也只能无奈接受。
这件事解决之后，剩余的与楚人成盟事，那就简单的多了。
当宋公派出的使者前往楚营之后，商丘城内已经开始准备各种，这一次盟誓与以往完全不同。
虽然适已经说了，尽可能不要让楚国激怒，但是最基本的礼仪还是要争取的。
正如后世蔺相如逼着秦王奏乐这件事一样，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在礼崩乐坏之后，很容易走向一场分歧。
礼崩乐坏之余。
要么如祖龙一统，天下归一。
要么，就是打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战争，打倒最后谁都打不动了，一纸条约让各个小国小邦都拥有名义上的平等地位。
但于此时，只是礼崩乐坏，还未到一统或是彻底分裂之时，也只能用之前已经有的规矩。
《秋官、大行人》曾言，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同样是邦交，问、聘、朝三字是完全不同的，但又是整个华夏体系之内通用的规矩，一如后世的所谓使节大使之类的区别，需要天下承认才能约定俗称。
宋国一般在晋国和楚国史书中，都是“朝”，示意宋国国弱而楚国国强，以弱交强而称之为朝。
是故邹忌讽齐王纳谏中，说完战胜于朝廷之后，说的是各国皆“朝”于齐。
既非问，也非聘。
而这一次宋人俘获了楚王，便不可能用朝之礼，而应该用聘之礼：这一次为了给足双方体面，不能说是战败成盟，而是说楚王带人来商丘狩猎，与宋公会猎，宋公作为主人来招待楚王，而不能说是楚王帅军攻打商丘兵败被俘。
因为这涉及到背后的一系列事情，一旦三晋来攻，还需要借助楚人的力量还保持宋国的独立。
这一点适是有所准备的，熊当一死，楚国因为继承权危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