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墨家义师攻破了武城，越王翳原本想要由倪而攻滕的计划不得不变动，越国的大军也不得不前往武城。
不久前的政事商讨中，寺区就劝谏了越王翳，说明白了必须要先逼走墨家义师，夺回武城的重要性。
寺区劝阻说“大国制义以为盟主，是以诸侯怀德畏讨，无有贰心。信以行义，义以成命，小国所望而怀也。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
越国既然作为泗水流域的霸主，那么就必须要讲求信义，当年会盟的时候，这些小国诸侯遵从越国为霸主的理由，就是越国会保证这些小国的安危，除非是“无礼”的情况才会被灭国。
二十余年前灭郯国，那也是因为郯君无礼与越，与齐成盟，背弃了当年徐州会盟的誓言。
越国如今是有政治包袱的，墨家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逼着越王翳不得不去救援，驱赶走墨家义师。
也有越人贵族觉得根本没必要，不需要管墨家义师到处攻伐，不如直接夺回滕国，彰显武力，各国自然臣服。
寺区劝道：“昔年先王以邹、倪国君无道而废之，以鲁拒缯国故土而夺之，师出有名。会盟之时，曾约定勿相害、被围必救，是以各国信服。”
“如今墨家破倪城而夺武城，若不救援，恐让各国贰心”
寺区的理由，是出于政治威信上的考虑。
越王翳需要的正是一个理由，因为他本身就是想要去救援的，这一场会盟草草结束，弄成一个笑话，他必须要树立越国霸权的威严。
如果连小小的墨家都能攻击那些小国，越国却“避而不敢救”，那么就算武力获胜了，那么越国的威信也就全都没了。
单单靠武力，是不能够保持在北方的霸权的，因为越国的化和政治都落后于中原，想要让各国臣服只靠武力可能会让各国将来投靠齐国。
齐国才是越王眼中的头号大敌。
当年勾践北上，也正是靠着鲁、齐两个相对于泗水小国的“巨国”经常欺压这些小国，才获取了泗水各小国的支持。
越国政治和化的全面落后，导致“灭国置县”这样的手段对于越国来说简直是妄想。
人才储备和政治制度，根本不足以支撑把这些小国变为自己的领土，而只能采取附庸称霸的形式。
真要灭国，那就牵扯到各小国贵族的激烈反抗，得不偿失，滕国之前被灭更多的是一种恐吓和威慑，真要是全都灭国，那么越国在北方就根本撑不下去了，会被无穷无尽的复国、反抗、贵族抵触和大国干涉弄得焦头烂额。
再者，从军事角度上，越王翳也必须要消灭这支外出的墨家义师。
墨家善于守城，野战也只有商丘夜袭一事，越王翳确信只要抓住义师，邀其决战，那么反而更好，可以不去攻打难以攻下的墨家防守的城邑。
墨家既善守城，那么滕国也不是一日可以攻下的，就必须做好长期围困的准备。
越王翳没傻到想要强攻，想的就是围城困死墨家，逼墨家出城野战或者宣布投降。
既要做好长期围困的准备，那么后勤就必须要做好，留下这么一支在后方乱窜的义师，对曰越国的后勤运输是毁灭性的。
再加上从越国本地准备后勤，肯定不充足，必须得到这些小国的支持，哪怕他们出不了多少士兵，但是能够出动粮食民夫就够了。
如果不去救援，这些小国会担心义师攻破他们的都城，以“助不义之战”的借口对他们动手，那样的话必然会导致各个小国不敢出力。
越王翳气愤之余，也只能下令全军开往武城。
随即派人去鲁国借路，声明自己不是想要入侵鲁国而只是从鲁国乡间借路。
四万多大军，渡过沂水，经过十余日征途，终于抵达了武城，可映入眼帘的武城却是一座毫无兵祸痕迹的武城。
墨家义师已经在五日前南下，不知去向。
城门处，还残留着义师攻城的可怕景象，城门被炸成碎片，附近的城墙也彻底坍塌。
越王翳听鸷说起过滕国破城时候的场景，但却没有亲见，今日一见才信墨家攻城的手段果然已超天下以后的攻城十二法。
武城宰出面迎接了越王和费国的使者，越王勃然大怒，询问武城宰何不坚守？
武城宰却道：“费人国弱，不善征战。滕地越人驻守，尚不能支撑五日，况于武城？”
越王翳不好发怒，又问义师在武城如何，城内人皆道：“秋毫无犯，乃君子之军。反而整饬政事，惩罚贪吏，赏罚分明，救助贫苦，行天道之礼”
武城深受儒家化的影响，他们所说的君子之军，非是越国这种基于血统和经济地位的“君子”，而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君子。
此时能做到秋毫无犯的军队，旷世罕有。
越王翳也想让自己的军队做“君子”，然而军队需要吃饭，需要粮食，这“君子”做起来就有些难。
墨家义师在临走之前，将府库的粮食多数分发给了城内的民众，剩余的多是一些祭祀的税粮。
越王翳不想得罪贵族，因为这是越国维系霸权的根基，大军所需要的粮食也就不能动用贵族的粮食和祭祀的税粮。
无奈之下，只好征收民众手中的粮食。
按照越国的习俗，在城门敲鼓，集中城内百姓，告诉他们必须在三日之内将“府库”的粮食归还。
这些粮食原本属于府库，被墨家分给了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