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个之士对于吴起的疑惑，不由感叹，心想这泗上之地不比秦地。若是秦地能有这样的局面，又何必实行那些严苛之法？
对于财富总和的定义，他曾疑惑过，但只是为了让秦地的政策有“合天志”的合理性，而且这些年叛墨而出却一直没有忘记读书学习，对于陶丘的事他知道的不少，胜绰也多感叹，但是无奈的是陶丘的办法在秦地根本行不通。
各地有各地的情况，而泗上这些年一直是这些叛墨眼中吸取经验的地方，对于陶丘的情况也有过一本专门的小册子介绍，用以辅佐墨家的那些“财富总和”之类的理论。
那些书对于常人而言难免有些晦涩，可对于这些和墨家藕断丝连一直关注的人物，知晓甚多。
本身陶丘就富庶，夫差挖掘运河、陶朱猗顿致富后，这里就是天下之中。
鲁国在季氏改革后已经实行的初税亩制度，陶丘附近在墨家出现之前物产就颇丰富，私有制产权概念早早出现。
宋国政变之后，陶丘附近受到墨家的影响越来越大。
而墨家在泗上的政策过于激进，而且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一些政策实行起来基本没有什么压力。
如滕、缯、郯等国，原本都是越国占据的，越国在此拥有大量的王田。
潡水一战后，越国的势力退出了泗上地区。清算了一些亲越的贵族，加上越国退走后的大量王田，让墨家在这里实行的土地改革并无太大阻碍。
这一点是秦国学不来的。
说到这里，高个之士便生出一些无奈之叹。
秦国想要这么变革，就必须要触动旧贵族的利益。墨家则是抓住泗上的有利机会，靠着击败越国，用更为缓和的方式进行了变革。
秦国丢了西河，本身贵族的利益就受到了巨大损害，只能瓜分秦国内部的土地，彼此之间矛盾身后，稍微触动就会引动巨大的反弹。要不是公子连借助政变之名清理了一部分贵族，换地迁都，想要进行在秦地那样的变革更是千难万难。
墨家在泗上实行的政策，用另一种方式影响到了宋国泗水沿岸的诸多城邑。
随着泗上的手工业发展，成为了天下冶铁中心、学术中心、纺织、玻璃火药军工军械的生产中心后；随着泗上土地变革的完成，大量的农夫有了余粮进行商品交换和市场的内部开拓；随着河运船舶的发展陶丘这些泗水、菏水沿岸的城邑率先展开了一系列的“求利变革”。
正是“善者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对外影响墨家一直秉持着“利道之”的方式。
尤其是击败了越国、与越国签订了一些列条约；在楚国获得了免税权和通行权之后，泗上的手工业发展出现了一个爆发期。
爆发之后，酿酒、纺织这些东西都能获利，原材料价格上涨，墨家作坊生产的大量新商品和奢侈品，都需要大量的钱来购买，也促使了许多人求利之心。
原本宋国一些封地的小贵族，在之前百余年的缓慢变革之中，已经出现了租种土地的获利方式。
每亩每年收取实物地租，一年一亩地收取七斤粟米，小日子也算过得不错，尤其是在墨家出现之前亩产不过几十斤的时候，收取七斤粟米的地租已经算是重租了。
然而，随着泗上经济的发展，这些宋国的小贵族惊奇地发现自己的钱和粮，根本不够花了。
大家都是贵族，最起码的体面还是要有的。别人家安个玻璃窗、拿个玻璃杯炫耀一番，自己买不买？
可是，没钱。
两千亩封地或者私田的小贵族，也算是上士了，然而一年的地租收入不过一万四千斤粮食。
这在以往，足够“禄足以代其耕”，专门习练武艺车战御射之术，足够成为专职的军事贵族。
可现在看看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看着自己一年一万七千斤粮食的地租，看着潡水一战致师挑战的勇士被墨家的枪炮轰击成了筛子，看着泗上商人往来获利百倍成为“素封”之君
当然，也有那些真正的“君子”，谨守礼制，每年春天还是按照过去的方式带头耕种鼓励农夫，收取地租过着脱产的君子生活。
可是，大部分人却是求利的，一个个年轻小贵族在听闻了潡水之战致师勇士被打成筛子后心态巨变；一个个年轻小贵族看着率先种植土豆酿酒、种植棉花售卖、种植靛草获利的先行者，眼睛都红了，什么礼制在利益面前实在是不值一提。
于是，在墨家没有管辖陶丘的情况下，陶丘这个商贾云集之地便自发地产生了诸多变革。
一亩地七斤的礼制地租，一天天的那些新奇商品，让这些拥有土地的小贵族们很容易地做出了选择：收回土地，租给在墨家那里学过经营稼穑的小商人，或者自己经营。
两千大亩的土地，原本租种给别人要有六十户人才行。而现在，铁器牛耕垄作的出现，根本用不到六十户人。
收回土地自己经营，半数以上的租种户无法生存，只能够去陶丘求活，或是被墨家的那些人装船，运送到泗上。
此时人口不足，荒地太多，铁器的出现也让原本很多不适合耕种的土地成为了沃土上田，又有墨家有组织地吸引人口开垦土地或是发展手工业，矛盾并不严重。
地广人稀之下有大量的荒地作为这场变革的宣泄口，有墨家远超时代的组织力完成宣泄，陶丘一带的变革就在这十几年内并没有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