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训练有致，人数又多，又怀着这几个月积攒的愤怒，一通乱打，二十多个费国的贵族私兵被打了个半死，还有两个人脑袋上挨了几石头，显是活不成了。
这场看似偶尔实则必然的摩擦事件，很快传到了旅内。於菟等人看过之后，觉得自己无权判定这件事，又报到师里。
很快，这件事便报到了彭城。
费国的贵族大为不满，认为墨家做的过分了。而墨家则死咬住是对方先越界的说辞，双方互相争执不休。
而那些逃亡过来的、有名无姓的农夫们，擦干了自己的眼泪，埋葬了过去的痛苦，集中在一起后开始讲诉自己在那边的悲苦生活。
这种讲诉在郯城引发了巨大的共鸣和轰动，于是郯城那些已经土改后得到了土地的农户们捐献出了一些财物。
一支五百多人的请愿团，靠着这些捐赠的财物的支持，浩浩荡荡地朝着彭城前进。
他们希望，墨家能够早点解救那些在费国的、和他们有着同样命运的人，哪怕是劝说费君施以仁政也好。
这五百多人衣着残破，一路上却有军队保护，因为这种大规模的群体**件，按照之前万民制法的条款，不但允许而且需要保证安全，只不过路费自筹。
于是就在彭城“制法”众义会召开的最热烈的时候、泗上、淮北等地的民意代表们齐聚彭城的时候，这五百人“恰好”出现在了彭城，一场场声声控诉和哭泣，顿时引来了彭城的群情激奋。
这些人来到彭城引发轰动的那天，泗上的民众代表们正在讨论“关于废除肉刑”的议题，适在主持这次讨论。
最一开始，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而且墨家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全成型的时候，泗上也是存在一些肉刑的。
而现在，是该讨论废除的时候了。
这一次制法，不是说叽叽呱呱大家乱哄哄的讨论一番就通过，而是在“符合墨家道义纲领”为指导的前提下，进行讨论。
因此，废除“墨、劓、剕、宫、大辟”等肉刑的讨论，也必须在符合墨家道义指导的基础上进行。
不是说有人说，废除肉刑吧，于是废除。
而是要有人说：为什么要废除肉刑、肉刑的存在是否符合墨家的道义、既然不符合那么就应该废除。
这只是这次制法众义大会的一个缩影，大部分的条款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讨论的。
首先在废除肉刑的大方向上，在之前也讨论过“法”的作用，这是最基础的根本。
现在天下除墨家之外的思潮，有几种关于法的看法。
儒家自不谈，而已经开始露出苗头的法家对于法的看法也在泗上之外流传，因此这一次制法众义会还必须讲清楚源流。
讲清楚这一次的“法”，是符合墨家道义的法，要与法家对法的看法做割裂、与儒家的礼法做区分。
这也算是一次内部的思想统一，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做好彻底与旧制度和其余百家决裂的准备。
一个体系，不能是单独的、孤立的，而是在内部统一的，可证的，就像是几何学一样，之所以正确的根源是最开始的几个定理，而不是说像是一本“经书”那样规定出来这个对、那个错、这个可以、那个不行。
讨论法的作用，就不得不在之前先统一“性善性恶”论。
春秋之末、战国之初，天下有闲之士开始讨论辩论“性善”、“性恶”。
因为时代的局限性，也因为适是以“最符合子墨子之义”的弟子自居，加上墨家现在要引导的是一场反贵族的变革，所以适就必须放弃他三观里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看法，而采取墨子的一些看法，以符合时代，同时符合墨家作为“自耕农、手工业者、商人、市民阶层”代言人的身份。
换而言之，墨家的道义，除了有一种“利天下”的圣徒情结之外，本质上还是一场“启蒙”运动，依靠自耕农和市民阶层，依靠资产阶级的人性观来对抗世卿贵族制度，变革天下。
启蒙的基础，是人性的解放。
而想要让人性的解放是对的、合理的，就必须不能是“性本恶”。
否则人性是恶的，解放人性就是让恶解放出来，恶是坏的，让坏的更多，那就是错的，这就是基本的逻辑。
而人性的解放，恰恰正可以从墨子的人性观发展出来。
墨子的人性观，是“人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
因而历史上后期墨家的那位被同窗经常打小报告要把他开除墨籍的“告子”与孟子辩论时，认为人性“性无善无不善”，又“生之谓性”。
这就已经开始接近那种最符合市民阶层和手工业者、自耕农启蒙的人性观了。
即……整体意义上，人所做的许多，都是出于本性，这本性没有好坏，因为是人，所以便有这种本性。
人的本性，是人活着并且追求的终极目标，所以人求利、人避害、人过性生活、人吃饱饭这一切，都没错，都是人的本性，生来赋予的人性。
人的本性，没有对错，只是天性，所以“存天理、灭人欲”就是错的。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天理的一部分，道法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性若是抽象存在，那么就像是太阳、月亮、星星一样，是天地的一部分。也就是自然，就是天理，也就是生来被天赋予的。
自然即为天志，我不知道全部的天志是什么，但是天志创造了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