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波澜之下，必有时代的弄潮儿。
宋国乱局纷纷之下，许多人浑水摸鱼，许多人长吁短叹，也有一些人从这样的乱局中看到了机会。
这样的乱局之中脱颖而出的这个人名叫戴琮。
戴氏是宋国贵族的姓氏，也是宋国一直以来的实权派贵族之一，戴氏一族源于宋戴公，以谥号为氏。
二十年前的政变中被司城皇一族驱逐的戴欢，正是戴氏一族。
戴琮和戴欢是不远不近的亲戚，当年政变之后司城皇一族本可以赶尽杀绝，但是墨家出面搅合，根本就是想利用贵族的矛盾，不想让皇父一族一家独大，因此弄成了宋国这种乱哄哄的局面。
加上司城皇一族受到了其余贵族的警惕，使得赶走了戴欢之后，戴琮一族并未受到牵连。
只不过戴琮一族并不是大族，在宋国内部贵族中排不到前三，原本根本无任何可能谋取最终的权力。
若是宋国一直如二十多年前一样，戴琮一族自然会选择抱紧大腿选择站队，根本不可能选择自己出来。
可是宋国的混乱局面让戴琮看到了机会。
时代变了。
君主制在丧失了原有的宗法制或封建制的牢靠支柱以后，礼法被质疑和被众人反对，根本难以维系原本的统治。
于是乎戴琮这样的人便采取了顺风转舵的手段，卖弄风骚和给出虚假的善意以便得到那些有钱有力量但暂时没权力的人的支持。
实行收买以便讨好，而不单单靠刀剑维持统治，毕竟礼法废掉了，平等尚贤的思潮如同瘟疫一般传播。
戴琮纵然不是宋国如今数一数二的贵族，但也是个大家族的人物，世袭着君子院的身份。
皇父钺翎取代了他父亲皇父臧后，戴琮一开始是沉寂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势力不足以撼动皇父一族的地位。
等到几年前那场风波之后，戴琮敏锐地发觉了机会，将自己包装为“最亲近平民的贵族”。
因为齐墨战争之后，皇父钺翎已经不敢去当这个“最亲近平民的贵族”，因为这把火一旦烧起来，很可能把皇父钺翎自己都烧死。
这个位置空出来，自然会有人抢占。
对于戴琮而言，自己不搏一搏，永远不可能染指宋国的最高权力，皇父一族的势力太大，就算皇父一族不够强大了，还有乐氏、萧氏等一大堆的贵族。
失地涌入商丘的农夫、对于分封制不满的商人、苦于高额税赋的手工业者，都是他可以借用的力量。
就在君子院出台了对自耕农和工商业者加税的政令之前，戴琮第一次以平民的贵族朋友的身份开始活动。
他表示自己坚决反对对民众加税，为了抗议，自己反出了君子院，一时间舆论哗然，诸多平民视他为可以依靠的人。
这样的事在宋国的历史上不只是一次了，许多人借用平民的力量上台，但其实还是和大贵族在私底下秘密妥协。
比如当年的公子鲍，对于七十岁以上的人赠与酒肉、对于欠着高利贷的民众免除债务、对于士人阶层没有不赠送礼物的。
但当时不牵扯到土地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只需要做个好人就行，想要与他私通的小祖母更是尽心尽力帮他维系贵族的关系，最终又联合了其余的贵族干掉了诸多公族，从新分配了封地，赢取了民心。
如今时代不同了，平民的力量逐渐强大，旁边还有一个可以引为外援的泗上，戴琮便抓住了这个机会，以平民派自称，完全放弃了其余贵族的支持。
这是在豪赌。
赌的就是泗上墨家可以获胜，赌的就是他和贵族以及魏楚等国交易的筹码小、获得的利益少；而和泗上以及结好平民交易的筹码更大，获得的利益更多。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如今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投资泗上那边的商会，每年的收益率极高。
自己的那点封地，要是维系之前的礼法制度以求军事力量，根本不足以染指宋国的最高权力，收入又不多，不如放弃。
于是他做出了比皇父钺翎更为激进的政策，将自己的封地授予民众，民众只需要支付二十年的赎买费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
除此之外，他还在民众面前鼓吹他若为询政院令尹的政策。
即收回贵族多占的土地，按照小块分给失地的民众；统一宋国的政令，撤销宋国的关卡；收回贵族的权力取消贵族的特权；取缔君子院和庶民院，而是只有一个询政院种种……
一则他的封地不多，二则他的收入不靠封地的关卡和专营费、三则他在君子院因为反对对工商业者和自耕农收税而被贵族反对。
所以他所鼓吹的这些东西，是他根本没有的东西。
他只是换了一下屁股，却可能染指宋国的最高权力，顿时引发了轩然大波，使得本来已经混乱的宋国更加混乱。
除此之外，他还大肆鼓吹绝对君主制，认为现在的“询政院”都是贵族说的错，就算是庶民院也不过是一群有钱的投机商人和大的土地主说的算，唯一能够制约他们的就是绝对权力的君主。
他想要当民选的“宋公”，而且要让民选给他更大的权力。
很有一部分民众支持他。
因为自耕农、失地农民其实更为喜欢一个绝对权力的君主。
贵族、商人……其实都是农民的敌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依靠权力可以完全压制贵族和商人的有手腕的君主，而不是所谓的平等和选天子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