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适为什么需要自己带兵来打这一仗的原因，这不是一个战术战场上的胜负，而是关系到今后的战略。
如果韩国不出兵，墨家所能取得的最大战果，就是联通泗上宋国和南阳，形成东西线互为犄角的局面。
这个局面很好看，但却扭转不了将来诸侯合力的局势，只能说这是最坏打算之下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
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一旦诱使楚国大司马向北逃窜并且截击成功后，未必一定要立刻去寝、上蔡和象禾，而是可以向北，作出威胁韩国的态势。
何时向北、何时向西，这一点至关重要，适需要自己临近前线决断，怕贻误战机。
用一种压迫的手段迫使韩国出兵，从而增加韩国出兵的几率。
如果韩国真有后世“约纵长”那样的人物，那就只能做好最终决战的准备，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对方都是蠢货身上。
韩国不强，甚至不强于此时的齐国，但是墨家在内线防守反击是一种力量、纵横数百里进入野战军团没有覆灭的韩国又是另一种力量。
其实只要韩国认清局势，就是学缩头乌龟等待各国成盟，墨家此时并无办法。
主力不能走太远怕被齐国偷家；西线不能支援中线怕秦夺丹阳；北上魏韩在韩野战军团未灭的情况下不能够屯兵坚城之下只能选择速攻，而速攻必须要有笨重的配重抛石机和大量的炮兵，这就使得没有办法兵贵神速。
不过这一切，是适可以争取的。
如果阳夏附近堡垒的攻坚战能否再一次震动诸侯，从而让韩国产生一种“阳夏守不住，韩国城邑也一样会顷刻陷落”的错觉。
一旦这种错觉产生，韩国出兵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不少。
韩国一旦出兵，诸侯同盟合力互相配合的局面就会崩解，留给适歼灭韩国这支野战军团的时间有三个月，三个月之内抓住机会返回泗上，齐国就会怂掉然后进军卫、魏，选择与墨家媾和。
韩国野战军团一日不灭，适其实并没有胆量在西线需要分兵、东线需要地方齐国的情况下进攻韩国。
反过来，如果韩国认为墨家击溃了楚国残余封君之后很可能北上攻韩并且可以顷刻破城的情况下，让野战军团出击以攻为守，那么适就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野战搞掉韩国的野战军团，那样进入韩国就如入无人之境了。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尚有可为。
很简单的十六个字，就是不清楚韩国那边有没有能够理解这十六个字的贤才。
为了达成诱骗韩国出兵选择会战的目的，适没有等到工兵挖好之字形的壕沟，只是等到炮兵压制了堡垒上楚军的几门铜炮之后，就命令这些配重抛石机展开进攻。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楚军的防御力量都集中在堡垒的面上，因为吸取了当年砀山一战的教训，楚人没有用大量的石头在前面修筑，以免产生大量的弹跳的铁弹。
而是选择了用夯土在前面覆盖了厚厚的一层，夯土的优势是只要厚度足够，不容易让铜炮的铁弹跳起来，而且还可以吸收一定的能量——如果是石头的，砸碎的碎石也会形成巨大的杀伤。
这种在战争中进步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可以说诸夏从不缺人才，各个诸侯国都有足够聪明的人。
但受制于时代所限，他们不可能想那么长远。
…………
堡垒上，楚国守将看着城下开始蔓延的之字形的壕沟，脸色凝重。
他是低阶贵族出身，也是当年楚王派往泗上“留学”一派的人，对于泗上的这种战术很清楚。
虽然楚国发生了政变，但终究不是弑君，他们这些“留学派”效忠的君王是正常病亡的，而他们也并没有参与政变的能力，所以他们选择了继续效忠楚王。
说来也奇怪，他们这些在泗上求学多年、灌输了多年九州兼爱的人，反倒是最容易产生“民族意识”的一群人。
前往泗上求学的各国贵族基本上都分成了两派。
一派经过长时间的求学之后，产生了一种“九州认同”的感情。
因为墨家的兼爱、非攻、同义、利民这些东西，本质上是超越诸侯邦国的概念。
几年前适利用逢池会无疾而终的机会，借机大肆清洗了“非攻立国派”之后，泗上刚刚冒起的“民族主义”意识就被扑灭，泗上如今的政治正确是“九州归一”，而不是各国非攻为政。
故而很大一部分求学的贵族子弟经过这种灌输之后，再加上墨家一直以大禹为圣，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天下争霸实则害民”的意识。
他们对于身份的认同，是炎黄子孙、是尧舜之后，而非是楚人、魏人、齐人，这是兼爱学说所带来的三观。
这群人即便归国，也属于是可以团结的那部分人，他们对于战争毫无兴趣，甚至认为这是“君王嗜杀人”。
而另一部分，则恰恰相反。
他们在泗上学到了许多知识之后，产生了“楚人”、“魏人”、“齐人”的国族认同，认为他们不是泗上所谓的天下人，而是属于楚人。
他们被自己所幻想出来的“楚国”的共同体所感动，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楚国的统治阶层，故而他们很难理解楚国底层民众的麻木不仁，很难理解楚国的底层民众为什么会选择接受兼爱同义九州归一的想法。
这些人在泗上求学的时候，表现很明显。
他们穿戴着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