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历史文档中，对于天皇跪降前夜的情况进行过描述。当然，很多所谓的历史学家也是添加了很多想象的成分，将一段阴冷残酷的历史，演绎为一场鸡飞狗跳的闹剧。
历史是小女孩的脸，任由世人打扮，直至真相全然失去，一点不剩。
“到我这边来。”唐辉说。
我没有犹豫，立刻起身，准备离开房间。
我向唐辉提出要了解蛇墟，但他顾左右而言它，没有正面回答，让我的问题落了空。
出乎意料的是，我刚拉开房门，就见唐辉拎着密码箱站在门口。
他不说话，侧身一挤，从我身边进屋，然后左脚回踢，将门关上。
“这里才是整个房子里最安全的，对吧？”唐辉问。
平房只是备用住处，无所谓安全不安全，但我看到他的紧张神色，不想节外生枝，便轻轻点点头。
他把密码箱放在床上，从怀里取出一份文件，在我眼前晃了晃。
那文件的纸张十分陈旧，已经发出了旧书、旧报纸才有的灰黄色。
“这是你说的天皇自述？”我问。
唐辉郑重其事地点头：“对，一点都不错。读了这份资料，有可能你就对二战有了崭新的看法。”
二战中，做出“国降”这个决定很不容易，天皇内心一定经过反复的痛苦挣扎，在患得患失之间辗转反侧，最终力排众议，宣布举国无条件投降。
从人文意义上说，天皇的投降至少挽救了百万人的性命，也保全了岛国内几个古城的完整性。如果不是“降”而是“攻”，则京都、大阪等地的千年古建筑将毁于一旦，不复存在。
这是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大破坏，无论战胜方还是战败方，都将为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所以，天皇的“跪降”是明智而及时的，间接抵消了一部分他发动历史的罪孽。
“给我看吧——不会你还有什么条件吧？”我问。
唐辉摇头：“怎么可能呢？绝无任何条件。龙先生，我只想说，我们的合作一定能继续下去，直到迎来最终的胜利。”
我不想跟他套近乎，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我怀疑他一定是要借助于我，才故意这样说。
“我们的合作——”我摇头，“看完这资料再说，可以吗？”
迄今为止，我和唐辉的“合作”并不十分默契。我击退普天间不速之客时，唐辉一直都在坐山观虎斗。如果我中途失利，他的合作方一定会是别人。
“好，给你吧。”唐辉把那叠纸递给我。
既然唐辉说资料是天皇的自述，那么，我首先要从字迹、用印、口吻等方面来验证它的真伪。
资料共有五页，第五页的最后，盖着一方圆形印鉴，里面的文字为手写体，的确跟二战资料中出现的天皇私人印鉴一样。
我看过二战史书里的天皇批示文字，与这几页纸上的字迹也能契合起来。
至于纸张，表面上看，与所谓的天皇御书房用纸也是一样，是标准的加厚、加白版信笺纸，信纸上的淡蓝色双横线也是非常经典。
这些文字的措辞口吻上，也符合天皇本人的习惯。
再说，这些资料来自普天间，护送密码箱的人谨慎小心，不像是在演戏，可见资料之珍贵。
综上所述，这份“天皇自述”应该是真的。
天皇在书面文字中是这样说的——“事情已经发展到最危急的时刻，必须要做出决定。主战派说，要战死沙场，宁为玉碎；主降派说，赶紧投降，为了亚洲战场上几十万士兵和本土所有的老百姓。我认为，这都不对，因为每一派都只考虑自己的名与利，却忘记了岛国是一个国家。现在，我们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是本国国民拥戴的皇室，只要躲过这一劫，大和民族一定能屹立于东方日出之地，永世不倒。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受什么样的折磨并不重要。”
一个国家投降于另一个国家，这是最大的国耻。在这一过程中，老百姓的怨恨非常可怕，比如《长恨歌》中描述过的，随行皇帝逃难的士兵竟然可以逼迫皇帝绞死杨玉环。最终，皇帝也不得不顺应民意，处死爱妃，以平民愤。
在这种关键时刻，国君所承受的压力无比巨大。
岛国作为侵略国、战败国，已经引起了全球的民愤。当其投降时，其它国家的民众自然是一片欢呼，奔走相庆，但在岛国的国内，却是如丧考妣，把所有怨愤的矛头全都对准了皇室，而皇室的焦点就是大人物。
此刻，唯一大人物才能决定一切。能做出这种决定的，也非常人。
其实，我一直以为，平民愤青和网络上的键盘侠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将二战历史拆开看，设身处地地去体会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大人物、每一场生死战，就会发现，我们并不了解二战，一切知识都是泛泛而谈，甚至以讹传讹，距离真正的历史十分之遥远。
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我痛恨岛国皇室、大人物、日寇；站在“人”的角度，我却是可以对这样一个人物进行更理性的分析。
投降前夜，对于大人物而言，就是一个字——难。
当我仔细阅读大人物的自述时，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一个大大的“难”字。
接下来，他这样说——“在亚洲大陆的历史上，只有一次战役，能跟现在绝望的我们相比。那场战役，被那个民族称为‘靖康之难’。敌人洗劫了国家的都城，俘虏了皇室中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