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李承乾这次被考核的机会，殷清风让他把《弟子规》和《三字经》带给那些老儒。
李承乾考核的形式，无非就是先背诵所学的内容，然后解释这些内容的含义，以确定他掌握和理解的程度。所以，那些老儒们就必然要探寻《弟子规》和《三字经》的来源。
与其等他们追问，不如主动一些。
思想是一切行为的根源。
提高农业产量、加强工商业者的地位等等，只是殷清风改动唐人思想的一部分，他最想做的是改变唐人的思想体系。
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都是思想体系的表现形式。
唐朝初期的思想体系里不止有儒家，还有佛教和玄学。三者混杂在一起指导着这个时代人们的行为。
经过历史的选择，后两者迟早要成为华夏思想体系里的非主流，而孔孟的仁、礼和中庸将成为独占鳌头。
两汉以来，儒家经典有着繁多的注释---历代的饱学之士都想发出自己的声音。
后世人针对
汉儒所重在通经达用，神化孔子，来争取政治领导地位。
汉初黄老道学盛行的学术氛围，汉儒之“道”并非纯粹的儒家之道，而是吸纳了黄老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本体之道的观念。汉儒认为，“道”作为形而上的宇宙本体范畴，地位是高于经的。
“道”是宇宙的最高法则，而经只是“道”体现。因此，在汉儒看来，权变可“反经”，但应“合道”。
宋儒重理学，“理学”又称“道学”，是儒学的进一步发展。
孔子所建立的儒家学派，到宋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周敦颐等人的苦心经营，至朱熹集大成，形成了一个哲理化的新儒学。这种新儒学主要是以儒家lún_lǐ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的思辨哲理，揉合三教而归一。
后来元朝人在编辑《宋史》过程中，从维护封建正统立场出发，于“儒林传”之外把濂、洛、关、闽，即周敦颐、二程、张载和朱熹四派哲人另行列入《道学传》。
于是“道学”之名便成为一个学派的名称，而周、张、程、朱等二十四人便戴上了道学家的桂冠。
宋儒反对汉儒借权自饰而离经叛道、犯上作乱的异端倾向，坚决维护经的绝对性、至上性和神圣性。因此，宋儒明确提出与汉儒“反经合道”说相对峙的“权便是经”说。
程颐说：“今人说权不是经，便是经也。”，“权只是经也。自汉以下，无人识权字。”
朱熹说：“汉儒谓权者，反经合道’，却是权与经全然相反，伊川非之，是矣。”
“权便是经”说旨在通过对经权一致性的论证，说明权不能离经、反经，而必须以权行经，维护经的绝对地位。
明儒力图消解汉儒和宋儒经权思想的冲突，既吸收其长，又规避其短，融会贯通，运用中国传统的体、用思维方式，构建起“经是已定之权，权是未定之经”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的辩证经权观。
高拱说：“故有言衡而不言权者焉，如曰律度量衡’是也，然而权在其中也。有言权而不言衡者焉，如曰权然后知轻重’是也，然而衡在其中也。何者?二物而一事者也。
朴学是由清初在徽州地区出现的新安理学转变过渡形成的以求证、求实、求真为特色的创新学派，成为清代学术的突出代表。
后世人根据各个朝代的儒学特点，将这些思想内容总结为汉儒、宋儒、明儒和清儒...偏偏没有唐儒。
是唐朝，包括隋朝的儒者，没有形成特色的理论体系？还是他们的体系不够完整而不能称之为唐儒？
唐代的儒学，大体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是新儒学，一是经学。
唐代新儒学的性格特征，强调政治实践、积极参与社会，勇于提出批评；唐代的经学是学术之儒。其主要特征不是参与实践政治，而是埋头学术、不是创造思想，而是近于为知识而知识。
隋末文中子王通河汾之学，是唐代新儒学的开山。代表人物，有唐初的魏征和中唐的韩愈。
王通的门人有薛收、温彦博、杜淹等以及与他有过思想交流的房玄龄、魏征、王珪、杜如晦、李靖、陈叔达等人，均参与了唐初的开国创业及贞观之治的盛举。
唐代的经学，以孔颖达等人所著《五经正义》为代表作，是汉魏晋南北朝经学传统的集大成。
汉后儒学长期衰微，儒家思想若存若亡。在唐朝立国的前一百年里，唐室君主带头佞佛，佛教势力过度扩张。儒家学者要借着科举制度来确立儒家思想在儒释道三者里的老大哥的位置。
这个过程很辛苦。
等“他们”刚刚有了一些成果时，安史之乱打断了这个努力的行程。整理儒学体系的努力，由于割据势力的存在而变成了少数人的行为。
而另一方面，唐朝的知识分子更注重的是诗歌而不是儒家经义。一个人的名声如何、甚至能否出仕，侧重的是诗歌而不是经义。
以上这些，就造成了唐朝的儒学并不像汉儒和宋儒那样，有着完整的传承。
没有完成的传承，就意味着形成不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在想参与进来的殷清风看来，这是好事。大大的好事！
不过，以他现在的年纪，他还不够资格。或者说，太过于惊世骇俗。
最稳妥的做法是，坐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