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事，何必大动干戈？”这时候黄忠抢先站了出来，拦在姓方的一众家仆之前。
只姓方的一人，有魏延挡着足矣，所以在敌人的“援兵”没有到来之前，李陵的几个护卫则在他的示意下先当了一回隐形人。
而此时形势突变，他们担心主子有闪失，尽管主人是神仙一样的人物，小小偏僻之地的豪强，根本不是对手，但哪怕一丝一毫的危险，那也是罪过啊，因此一个个也站了出来。
黄忠这一站，偏向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然后那姓方的管事一见对方不止魏延一条好汉，还有许多“凶神恶煞”的帮手，一个个有恃无恐，知道难以讨好去。
只对黄忠冷哼一声，也不说话，带着一众豪奴走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多谢这位好汉站出来相劝，请问尊姓大名？”李陵见一场刀光剑影的打斗还没开始，就虎头蛇尾的结束了，转而对疑似黄忠的汉子称谢。
“不用客气，免尊姓黄名忠，见过这位公子！”黄忠举拳一礼道，然后劝说起来：“此地不宜久，某劝公子一行，还是早早离开的好！”
“哦？多谢提醒，不过你可知道我身边的这位姑娘是谁？”李陵意有所指的问道。
“不敢问姑娘来历？”黄忠客气而谦卑地问道。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本小姐襄阳蔡氏之嫡女。”蔡妍头颅往后一挺傲娇道。
“嘶！”黄忠闻言顿时一惊。
刘表是如何单骑定荆州的？最大的依靠就是襄阳蔡氏，可见蔡氏的不同凡响。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关东诸侯联兵讨伐董卓。长沙太守孙坚响应号召，出兵北上，并借机公报私仇，杀死了荆州刺史王睿和南阳太守张咨。
刘表临危受命，出任荆州刺史，负责前往稳定荆州局势。刘表所要去的荆州，在东汉时还是夷汉杂处的荒蛮地区，民风剽悍，向来号称“难治”，加上汉末政局动荡，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削弱，东汉王朝在荆州地区的统治秩序面临瓦解。
刘表的前任刺史王睿，出自名门大族太原王氏，也是当时的名士，但没有处理好和所辖郡县的关系，于任上被长沙太守孙坚所杀。
太守擅杀刺史，即使是在汉末丧乱的年代，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严重事件，但在荆州却的的确确地发生了。因此，对于当地的行政主官来说，荆州无异于危机四伏的杀身之地。
刘表之出刺荆州，说是“临危受命”，毫不为过。在刘表赴任之前，荆州的统治危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袁术入侵。董卓废帝之后，袁绍出奔冀州投靠冀州牧韩馥，袁术则出奔南阳投靠南阳太守张咨，各自结连地方势力对抗董卓。
袁术到南阳时，适逢南阳太守张咨已被孙坚所杀，袁术遂趁机占有南阳，尽得其众。南阳郡不但是荆州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郡，而且是荆州与中原地区交通联络的枢纽，从荆州其他郡去往长安、洛阳，都必须经过南阳。
因此，袁术占领南阳，意味着切断了荆州南部各郡县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对中央政府控制荆州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刘表前往荆州赴任时，袁术屯兵鲁阳（南阳郡鲁阳县，今河南省鲁山县），阻止刘表南下，刘表“不能得至”，只能乔装改扮，瞒天过海，“单马入宜城”（南郡宜城县，今湖北省宜城县）。
第二宗贼强盛，宗贼，即地方豪族势力割据乡里，与郡县政权对抗，官府视之为贼，故称“宗贼”。
东汉本就是豪族社会，尤其是在县以下的乡村，地方强宗大族势力横行，郡县长官都必须征辟这些强宗大族的成员作为属官，才能办成事情，否则寸步难行。
当时的豪族大多在乡里建筑坞堡以自卫，其形制、功能可参考福建土楼或中世纪欧洲、日本的城堡，在地方政权削弱之时，这些豪族势力往往以坞堡为中心割据一方，甚至攻克郡县、执杀守令，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第三就是接踵而至的郡县叛乱，受各地豪强宗族势力的影响，一些出身豪族的太守、县令也时常兴起叛乱，不服中央和州政府的号令。
孙坚杀王睿，就是这种“以下犯上”风气的体现。据《三国志·刘表传》裴注引《战略》记载，刘表在赴任时遇到的阻力，除了袁术之外，还有“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
根据上述记载可见，孙坚在出兵北上时，留下同乡苏代为长沙太守，将长沙郡作为自己的独立王国，四处侵扰邻郡。
南郡的华容县县长贝羽（汉制，大县称令，小县称长）也起兵作乱，不服州郡管辖。华容县位于南郡、长沙、江夏三郡交界的云梦泽畔，为水陆交通要津。
苏代、贝羽之乱，切断了荆州最南端的武陵、零陵、桂阳三郡与荆州北部的联系，对本已陷入混乱的荆州局面来说，可谓雪上加霜。
据《后汉书·郡国志》，荆州州治在武陵郡汉寿县，但在刘表赴任时，一路上乱兵重重阻挡，就算能过得了袁术设在鲁阳的关卡，苏代、贝羽也不会放他顺利达到武陵。
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刘表这次南下，夺取了荆州，这里面襄阳蔡氏功不可没。
王睿死后，留下的是一个叛乱、分裂的荆州。刘表初来乍到，除了一张“荆州刺史”的空头支票以外，手中无钱无兵，在当地也没有任何人脉资源，只能潜伏过关，“单马入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