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上，元朝居然在文化不受当权贵族重视和发展的前提下，民间科技和生产技术居然发展了。
前面我们具体的说到了织造技术，也谈到了建筑和天文等方面，但是很多地方毕竟不是科技专场，我们不便于去一一列举。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必须要有一种技术来推送。
和历代封建帝王重视地方民族经济动向，但是不求技术发展来比，元朝在封禁汉人文化的同时，确是让地方的民间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拓展。
从天文历法方面来论，元代统治者为了观测天相，掌控一门技术，兴建了上都、大都、登封等几处天文台。
当时也设立了远达极北南海的27处天文观测站。
在测定黄赤大距和恒星观测方面取得了远超前代的突出成就。涌现出了郭守敬、王恂、耶律楚材、扎马鲁丁等一批杰出天文学家。
郭守敬等人当时主持编订了《授时历》，研制出了简仪、仰仪、圭表、景符、几、正方案、候极仪、立运仪、证理仪、定时仪、日月食仪等十几种天文仪器。
事实上在天文学的发展来看，中国当时并不落后西方国家。
元代的《授时历》，将一年分为365.2425日，废除了我国编历的传统办法上元积年日法，采用了近世截元法，是人类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也和世界的时间表，走到了一起。
此历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颁行，此后一直延用了500多年。
在数学方面，元代是我国数学发展的高峰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数学家及其著作。
如李冶及其《测圆海镜》、《益古演段》；朱世杰及其《算学启蒙》、《四元玉鉴》；蒙哥对古希腊伟大数学家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研究；李冶提出的天元术（即立方程的方法）及朱世杰提出的四元术（即多元高次联立方程的解法），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新成就。算盘在元代也初具规模。
这也是华夏古文明很了不起的成就，正是因为古国文化一直蕴含深远，因此在近代中，也出现了不少数学家。
中国人自己独立研究核弹、氢弹的数学物理等理论，也是来源于它的拓展延伸。
农牧业方面，刊行了《农桑辑要》、《农书》、《农桑衣食撮要》等三部书，标志着元代农牧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农桑辑要》由元政府主持编纂，全书分七卷十篇，对元及其以前的作物栽培、牲畜饲养做了总结，并保存了大量古农书资料，对推广农牧业技术，指导农牧业生产有重要作用。
《农书》为当时的著名农学家王祯所著，全书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
王祯认为要不违农时、适时播种、因地制宜、及时施肥、兴修水利才是取得农业丰收的保证。
这也是一千多年来，中国人首先有了各种植物耕种的正规知识系统理论。
其中关于棉桑种植具有现实意义。绘制了306幅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图，对提高耕作技术有显著作用。
这也是地区技能进入国家知识典籍的一种开始。
民族文化的内涵也在向更深，更广阔的领域迈进发展的步法。
《农桑衣食撮要》，为畏兀儿族农学家鲁明善当年所著。
此书重在实用价值，按月记载农事活动，特别还涉及到游牧生产，可补《农桑辑要》及其它古农书之不足。
同时，华夏古老的医药学方面也有新的突破。
史称“金元四大家”中，就有两位生活在蒙元时期。
李杲师承刘完素，强调补脾胃，创立了“补土派”，著有《脾胃论》、《伤寒会要》等。
朱震亨拜罗知悌为师，发展了刘完素火热学说，主张以补阴为主，多用滋阴降火之剂，后人称其为“滋阴派”，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等书。
外科骨伤科方面成就更为突出，危亦林在麻醉与骨折复位手术上有创新。滑寿精于针灸。另外，少数民族医药学传入中原，涌现出了萨德弥实（蒙古族）、爱薛（回族）等少数民族医学家。
此前我们也谈到了华夏文明的食疗、养生学文化。
食疗学方面，以蒙古人忽思慧的《饮膳正要》，元政府编纂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贾铭的《饮食须知》，倪云林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为代表。
出现在当时的《饮膳正要》，作为我国第一部食疗营养学著作，列举了314种饮食品种，还详细介绍了其制作过程、烹调技艺、避忌适宜及其医疗作用，在中国食疗营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养生学方面，就是以长春真人邱处机，关于养生的论著，李道纯关于气功养生的专著《中和集》，李鹏飞的《三元延寿参赞书》，萧廷芝的《金丹大成集》为代表。
地理学方面有《元一统志》的编纂、河源的探索、《舆地图》的问世及大批游记类著作的出版是其主要成就。
《元一统志》由政府主持，扎马鲁丁、虞应龙具体负责。该书对全国各路府州县的建置沿革、城郭乡镇、山川里至、土产风俗、古迹人物均有详细描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至元十七年（1280年），忽必烈命女真人都实探求黄河河源，认为星宿海（火敦脑儿）即河源，比较接近实际。潘昂霄还据此撰成《河源志》。道士朱思本考察了今华北、华东、中南等广大地区地理形势，参阅《元一统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