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港岛安定，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区之一，但背后却是存在巨大的危机，学校里有一帮西方的走狗，司法机构有舔狗。
走狗的目标是对学生们洗脑，让他们对国家充满了敌意，舔狗的目的则是为被洗脑的学生撑腰，关键时候在“法理”给予支持。
这说明英国人对港岛的控制依旧很强力，但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国家在对港岛的把控上存在着问题。
还是那句话，两制的前提是一国，这是基本，不能忽略，立法机构里都是英国人，这就违背了一国的基本，即便是西方法律也没有这种规定吧？
还有就是学校的教育，那些宣传中国如何如何的人已经触犯了国家的底线，难道英国学校里也都是一群告诉学生英国人就是一群强盗的老师吗？
当然，国家忽略这两方面是有原因的，一是国家不了解西方的制度，起码在这个时间段是不熟悉的，如果此时问国内的人一个问题，在美国谁最大？
所有人一定会回答：当然是总统了，他想打谁就打谁。
但总统也要受到国会的限制，一些提案如果触犯了国会的利益也会被否决，只是大多时候国会不会出现在明年上而已，也没有对国家的直接掌控权。
除了总统和国会外就是最高法庭了，这是一个更不起眼的机构，平时就只有七位大法官，没事的时候看看书喝点红酒，日子过得非常悠哉，似乎天底下就没有这么悠哉的工作了。
但千万不要小瞧这个最高法庭，他们手中可是握有政府的最高权利，那就是法律的最终解释权和审判权，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法律由他们说的算，理论上就是言出法随。
举个例子，前世有两位总统候选人竞选总统，最后一方赢得了胜利，但在查票时发现输掉的一方选民票竟然超过胜利一方，对方多出几万张。
美国的选举不是看谁获得的选民票多，而是一种选举人制度，每个州给几个选举人名额，全国五十个州差不多是二百五选举人票吧。
然后每个州的选民开始投票，一旦某个人获得胜利，那么这个州的选举人票就全部加在胜利的一方，最后选举人票最多的就是赢家。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比如一个人在某个州以微弱劣势失败，选举人票被对方赢得，到在另外一个州大幅度领先对方获胜，看似他们打平了，但实际上两人的选民票相差很大，同样，最后一个失败者也是存在选民票多过胜利者的可能，当这种情况发生会怎么办？
理论上应该是谁的选民票多谁就获胜，毕竟美国人标榜民主嘛，但失败者的选举人票少，两者出现了冲突，失败者不服，胜利者也不服，美国的法律还不是条例形式，历史抢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怎么办？此时就要交给大法官解决了。
可以说此时美国总统的选择就落在了七个法官的手里，他们说是张三就是张三，说是王二麻子就是王二麻子，你不服都不行，因为法律规定此时就得听七个大法官的。
这就是所谓法律的最终解释权，平时没什么用，但到了关键时刻这个机构的作用就显现出来，足以凌驾于政府之上，后来港岛实行的也是类似的制度，明明这件事他们不对，但那些法官就说他对，你不服都不行。
刘琅不是反对这种制度，毕竟港岛采用的是西方法律，两制就显现在这上面，但作为一个地区的司法机构必须要由港岛人来担任，可事实上恰恰相反。
港岛的司法界长期被非港岛籍法官所掌控，这些自由派法官大多都有外国国籍。
在前世刘琅看过相关的消息，二零一六年新一届终审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任命中，十七位大法官中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
港岛的司法界一直都是被外国人控制的，原因和英国殖民时期的历史有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直到刘琅重生时都没能得到解决。
所以港岛的司法裁决，都受制于外国人价值理念，早在二零一四年，港岛的占领中环事件中，就发生了颇受争议的“七警察事件”。
其实事实层面是没有争议的，港岛分裂头目在这些事件中向十一名警务人员泼粪水和尿液挑衅，之后拒捕。
警察在受到袭击和侮辱后，发生了殴打曾健超行为并被拍到，曾健超伤无大碍但拒绝拍照记录伤情，但司法判决的结果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外籍法官杜大皮判决，七名警察被判监禁两年，而那个头目获判监禁五个星期且获准用三百元得到保释。
这是个什么判决？如果相同的事情在英国发生，恐怕这个头目连站着接受判决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能被打残废。
当时警察一方的律师表示，作为律师，他遵守法院的判决，但他实在忍不住要谈一下自己的感受：“这两年的刑期我认为是太重，如果我们回望一些过往的案例，关于袭击引致人身伤害，最轻的是社会服务令，之后可以判两、三个星期，甚至于两三个月监禁，跟两年这个刑期是有比较大的距离。
大家记得扔砖的案子，一个涉事的年轻犯人，被判的是感化令，一些人会觉得，原来扔砖，破坏我们的社会公益，破坏我们的社会安宁，随时可能令人失去生命，判的都是感化令。”
他认为警察当然应该遵守法院的判决，但他也希望大家能够和他一起去想一想，可是这说的这些话根本没用，
港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