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没有窗户，但是有换气扇，无声地把新鲜空气送入室内；卫生间里有全套洗漱用品，但是没有沐浴设备；整个房间里没有任何电气设备，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没有电灯、没有台灯，甚至没有电源接口，光源像是从整个墙壁和天花板里散发出来的，光线柔合，亮度一如白昼；最要命的是，整个房子里没有镜子。我可以不吃饭，但是我不能不照镜子，我在心里咕哝着，在床沿上坐下。
没有手机、没有书籍、没有电视……我百无聊赖，这时我才想起来，房子里没有钟、没有表，没有任何显示时间流逝的器具。给我个沙漏也好啊！我在心里叹气，奇怪的是，我并不沮丧也不恐惧，也许是因为，我满脑子都是好奇。
我不知道自己在床沿上坐了多长时间，猝然，屋子里的灯灭了，准确地说，是屋子里的光明消失了，只剩下一丝幽光，宛若高档酒店客房的夜灯，亮度不影响睡眠，刚好能帮助我找到卫生间。
我刷过牙，擦干脸，钻进被窝。被褥洁净、松软，散发着一丝莫名的清香。
我竟然很快入眠，竟然一夜无梦。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长时间，我隐约感觉到屋子里的灯亮了，应该说，屋子里突然显出大光明。紧接着，我听到房门打开的声音。昨天，黑衣人走后，我检查过房门，房门有锁，是那种里外都可以扭动把手打开的锁，但并不能真正锁住。我一睁眼，就看到一名黑衣人站在我的床前，命令我：“起床，穿衣，上厕所，不用洗漱，好了就跟我来。”听她的声音，依稀是昨天那两名黑衣人之一。
上厕所时，我已经隐约猜到，这里应该是军方或者警方或者安全机构的一个秘密特战训练营。
我猜对了。尽管我永远不会知道那个营地属于什么样的系统，永远不知道它的准确位置。
我的训练开始了。按照教官的要求——那些黑衣人要求我这样称呼他（她）们，事实上，绝大多数时候，是教官给我下达命令，我绝少喊出“教官”两个字——离开宿舍前，我戴上了和他（她）们一样的黑色作战面罩，只露出两只眼睛。几天之后，我就知道，在这里受训的还有另外一些人，因为都戴着面罩，而且绝对不许相互交谈，将来就算在大街上面对面碰上，也绝不可能认出对方。但是，在操场的跑道上，在射击场门口擦肩而过的瞬间，我能够从面罩上方的两只眼睛认出我亲爱的“蝈蝈”，我想，他也一定能仅凭两只眼睛就能认出我，因为我们能够读懂彼此的眼神，我们能够用眼神彼此致意。一想到他就在我的身边，他绝对不会把我抛下，我接受这些严格的训练，正是为了能够和他一起去打仗——等那一天来临，我再也不是那个冒冒失失闯进他的作务，给他带来无数“麻烦”的毛丫头，我将成为他的战友，他的助手，就像我在接受战术训练时，做“背靠背支撑”的战术动作那样，成为他的后背，打退他背后的敌人，最后一颗子弹打光之后，我将为他挡住来自背后的子弹！
我的每日生活是这样的：6点半——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时间，屋子里大放光明时，就是6点半，就是我起床的时间，然后在教官“一对一”的带领下，晨跑，起初是3公里，后来增加到4公里，5公里。百日特训结束时，我跑5公里的时间，竟然和刚开始时跑3公里的时间一样了！晨跑结束，回房间洗漱，动作必须要快，开始的时候，牙刷在插在嘴巴里，
教官已经站在卫生间的门口，然后是早餐、早课、午餐、午休、午课、晚餐、晚课……11点——我同样不知道时间，屋子里的照明暗下来，那就是11点。
早餐、午餐、晚餐都在自已的宿舍里，教官会准时送来，用餐时间大约是10分钟，这是我估计的，时间一到，不管吃完没吃完，教官都会准时收走餐盘。食物营养丰富，内容单调，如果吃不完，会像其他科目没有做好一样，教官会用眼睛瞪着你，直到你说出：“我错了！”如果教官转身走开，就算没事了，如果教官不走，依然瞪着你，你就得把“我错了！”这三个字一直念下去，念到教官转身走开为止。
除了这“三个字”之外，再无任何打骂体罚。几天之后，我就发现，要说出这三个字，是多么地令人羞愧。
因为教官会冷冷地说：“你不是错了，你已经死了！”
或者：“因为你犯了错，你的伙伴已经死了。”
有一次，百米冲刺训练，我不合格，教官瞪着我，我赶紧说：“我错了！”教官面无表情。他戴着面罩，就算有表情我也看不见，他说：“你跑得太慢，被狗咬死了。”
总之，伴随着“我错了”，教官一定会提到“死”字，让人不寒而凛。
午餐后，大约是两个小时的午休，这也是我估算出来的。渐渐地，我发现没有时钟，反而可以训练一个人对时间的敏感程度，我想，这也许正是他们用心良苦的意义所在吧。午休不许躺下，只能静坐，可以盘腿打坐。然后是午课，依然是一对一训练。晚餐后，教官会送来教材和笔记本、笔。教材都是打印的，4号标准宋体，有彩色插图，内容是世界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社情民情、毒品犯罪和恐怖活动的历史沿革、“重点”人物，也包括世界各国秘密侦察机构、情报机关、特种部队和警方的相关背景资料，每天晚上必须读完100页，并写下一千字的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