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兰斯差不多，伦敦的初春依然春寒料峭，风雨凄凄。然而，等到让人烦恼寒雨统统消失后，在一个阴冷无风的日子里，“一场特别刺鼻、又浓又黑的烟雾”自上午10点钟开始，降临到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
短短48小时之内，充满粉尘的烟雾已经转变成为严重的雾霾事件，整个大英帝国的首都陷入一片阴沉中。由于缺少风雨，浓雾（霾）一直难以消散，笼罩在伦敦上空的污浊空气开始引发很多人在咽喉、心血管与肺部方面的各种疾病。两周后，伦敦卫生部门宣称这场严重的浓雾（霾）事件已造成至少6百人死亡。
就在整个伦敦陷入漆黑一片之际，繁忙的泰晤士河上也因大雾天不得不停运，河港部门告知往来的客货船主，在浓雾消散之前他们必须一直停留在这里。不过，70万伦敦市民灾难日的雾霾天里，反而成为走商品私犯们的欢乐天堂。
拂晓时分，一艘来自汉诺威的双桅商船借助引水员的复杂指令，以及码头上各种港口雾灯的指引，通过河港狭窄的甬道进口，悄无声息的向空着的12号码头靠拢。不多时，在商船的后甲板上，一个低沉而具权威的男人声音在忙碌的船员中间响起：“全体注意！准备抛锚！”
于是，全体船员立刻按命令行动起来。这艘名叫“快乐海马号”的汉诺威商船上一共有十一个水手和一名引水员，他们有的奔到大帆的索子那里，有的奔到三角帆和主帆的索子那里，有的则去控制转帆索和卷帆索。
而那个低沉声音的主人就是这艘双桅商船的大副，菲尔德?托克。他是一个身材瘦长的年轻人，年龄约莫有25岁的模样，有着浅蓝色的眼睛和栗色的头发，外表给人一种极其镇定和坚毅的感觉，那种镇定和坚毅的气质是只有经过各种大风大浪与艰难险阻的人才能具有的。
不久之后，当船已靠近码头时，年轻的大副继续喊道：“注意，准备收主帆，后帆和三角帆！”过了两分钟，指挥官的第三道命令已经下达：“收帆！卷帆！”话音刚落，所有的帆就都收了下来，“快乐海马号”凭借惯性慢慢的向前滑行，几乎觉不到是在向前移动了。
此时的托克大副四下环视了一下手下船员们的工作，当听到有人咳嗽时，便命令他戴上口罩，准备下到船舱里休息；看到自己的命令已被迅速而准确地执行，大副便又转过身，走到靠着码头一方的船舷，将手中的玻璃煤油灯高高举起，继而以逆时针方向持续晃动3次。
很快，双桅商船的水手们顺利放下船锚，并将船体前后两处缆绳同码头连为一体。整个船身尚未平稳，一个手持文明棍，头戴高筒帽的中年绅士迫不及待就沿着船边刚刚放下的弦梯，以水手般敏捷的动作爬到双桅商船的甲板上。
大副菲尔德?托克看见来的客人是自己熟悉的英国货主，立刻摘下自己口罩和帽子，朝着高筒帽绅士那边走过去，在路过一名船员面前时，大副暗示后者应该先行离开。
那位英国货主名叫惠斯特-莫雷尔，一位隐藏在伦敦的大走私商人。至于他的客户，就是这座欧洲第一大城市的古老贵族和新兴富裕阶层。为伦敦的10到12万的有钱人提供优质上乘的法国葡萄酒，也属于莫雷尔先生的重要使命之一。
从老皮特时代开始，为扶持英国本土的威士忌、白兰地、琴酒、啤酒与杜松子酒的发展，限制法国波尔多红酒对国内市场的冲击，议会内阁下令对原产法国的葡萄酒征收50的高额关税。等到了小皮特执政时期，关税已飙升到200的征收。这意味着1瓶2磅装的高端波尔多红酒（价格为普通红酒5到6倍），其离岸价格平均为5里弗尔（先令）。等到通过一系列正常途径进入英国市场后，由于200的关税，导致其成本一下子变成了15先令（里弗尔），如果再算上运输与经营成本等，一瓶法国南方的上等红酒竟然需要20先令，整整1英镑。
一英镑一瓶的红酒，即便是波尔多酒水中的上品、精品，那也同样属于天价。对于那些一贯喜好将法国高档红酒摆设于自家豪华宴会（舞会）上的英国贵族和城市绅士来说，这种惨无人道的高税率，根本就是一种惨无人道的痛苦折磨。
尤其是那位亲自签署了针对法国红酒征税令的小皮特首相，后者每天至少消耗5瓶法国高档红酒，这意味着单单在酒水支付这一项，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每月需要英镑，相当于一个伦敦中产家庭全年的收入。也正是这一嗜酒缘故，使得年薪高达6千英镑（或许更多）的小威廉皮特首相，依然是债台高筑，负债累累。1793年的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的收入，放到21世纪差不多为年薪60万英镑。而这一水平，相当于时任英国女首相特蕾莎-梅待遇的4倍。
在这种情况下，从法国波尔多港口向英国走私红酒的贸易航线就随即孕育而来了。事实上，从18世纪50年代年开始，波尔多的红酒商人几乎都参与过走私。等到大革-命之后，这种走私贸易航线反而变得越发红火。
波尔多的酒商们将酿造的中高端红酒，以远远低于正常出口价格，仅为2里弗尔一瓶（2磅装）的价格，大量批发给那些可以成功躲避法英两国的海关，顺利穿越英吉利海峡的走私船。抵达英国后，商船主再卖给英国走私商人，借助后者的渠道网络，成功流入伦敦及其周边成千上万的富有家庭中。
而此时，每一瓶波尔多上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