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委开会，一般都是扩大会议，不是因为人少，而是因为基层的事儿太多了，需要统筹安排。
简而言之，一个公社下面有好几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又是各个小队，而且公社的工作不管哪一样，都得书记社长点头，要是做一个事情请示一次，估计一天什么都不用干了，就开会去。
再者说，农村地广人稀，像李家镇这样的公社，面积不小，有的生产队长到公社开一次会得走一上午，着实耽搁不起。
徐君然上辈子也在基层当过领导，也做过乡镇的一把手，为官的套路见得多了，对这些操作方式很清楚。当一把手的，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抓两头带中间，就连开会，也要这样做。要么先发言，给人下套子，下命令，或者给会议定调子；要么就最后总结，你举板，我来拍。做决策时让下属感到出其不意，说出去的话才力重千钧，头头是道，无懈可击，既有奇思妙想而又易于操作；既体现民主，又体现集中；既综合民意，又统揽全局；既见微知著，又高屋建瓴；既虚怀若谷，又高人一筹，这就是领导者的本领。否则，没有人能够信服你，又怎么能够死心塌地跟着你干？
对李家镇的这些领导，徐君然没什么看不上的，也没有打算拉拢谁，他又不是那种小毛头，一点斗争经验都没有。徐君然很清楚，在基层工作当中，所谓的派系，其实没有那么明显，大家都为了自己分管那一片的工作努力着，目标自然是希望成绩搞上去，能够让上级满意，因为只有上级满意了，自己才能够得到提拔。
官场就是个名利场。虽然不一定都是那种为了权钱女人而来的，可大家都总会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处在不同的位置上，对同一件事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和想法。而凡事只要涉及到了人，那就肯定变得复杂无比。
徐君然并不介意跟别人合作。他不是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道学先生。当然知道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选择。
一个好人用阴谋诡计打败了坏人，他还是一个好人。而一个坏人就算用某种正义凛然的行为和借口把自己放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那最多证明他不过是一个伪君子罢了。
“开会了。开会了啊。”
李乾坤的大嗓门在会议室里面响了起来，他看了看周围的人，点点头：“人都齐了，那咱们现在开会。”
“今天让大家聚在一起，主要说说那个稻田养鱼的事情，老书记昨天说了，中央的考察团已经到了省城，下一步就要来咱们武德县。我跟大家伙儿把话说清楚，这个事儿是君然豁出脸皮去京城求来的。昨天我跟生产队长都交待了，不管看中了哪个生产队，都必须要全力配合！今天在这里再强调一次，大家伙儿也都听清楚，这个事儿，关系到来年我们能不能胜利度过春荒！必须当做眼下第一等的大事去抓！谁包干的生产队出了问题。谁就承担责任。明白了没有？”
李乾坤的话一点都没有客气和余地，让习惯了后世官场拐弯抹角说话的徐君然差点没笑出声来，随即想明白过来，跟那些生产队长不一样，如今的公社党委和管理委员会。李乾坤是一把手，他有这个资格说这种话。
冯红程第一个鼓掌赞同：“书记说的对，这是咱们公社的大好事，能争取过来的话，我们绝对不能错过！”
接下来是袁建设，他是当兵的出身，自然不习惯于说话拐弯抹角，虽然有点类似于放炮的习惯，可说起话来还是很直接：“我没啥意见，派出所最近准备对全公社进行一次治安整顿，让街面上那些混蛋都老老实实的呆着。”
他说的可是正经的事情，徐君然连忙点头插口道：“袁所长说的没错，社会综合治安必须要搞好。我之前联系了京城的群众日报，要是咱们能把农科院的稻田养鱼项目留下来，就能上京城的报纸！万一记者来了，发现我们这儿治安不好，那就麻烦了。”
“什么？”
这下子，连李乾坤都不淡定了，他看向徐君然：“君然，咋不早说呢？县委知道吗？”
徐君然连忙说道：“我这也是昨天才得到的消息，还没来得及向县委汇报呢。”实际上，他是因为要摆县里的某个人一道，所以才会这么说的，在徐君然的想法当中，群众日报的记者，可不仅仅是来报道武德县稻田养鱼实验基地的，而是瞄准了别的事情。
不过徐君然还是低估了中央媒体在基层这些干部心目当中的地位，因为在他那个时候，虽然媒体的威力依旧不小，但是却并没有那么高高在上，高不可攀了。有中央媒体下来采访的话，要么下面会提前得到消息，要么干脆就派一两个市委市政府的干部负责接待。再说了，那个时候媒体的诚信度也下降了，因为某些无良媒体为了博取别人的眼球肆意胡乱报道，使得公众对于媒体的信任度，从原来的百分之百，变成了百分之五十。
但是，在八十年代，这样的情况是不存在的。
一个真正的媒体记者，只要拿着自己的记者证，几乎在基层就是无往不利的。
李乾坤大手一挥，直接总结道：“既然有京城的记者要来，那这个会就没必要再继续说下去了，大家各自回去准备一下，该下去蹲点的蹲点，该忙什么忙什么，我只有一个要求，记者来了让记者满意，科学家来了让科学家满意，谁要是让李家镇公社在全国人民面前丢了脸，那我李乾坤就要他的官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