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这种东西，在华夏的文化当中，有几种不太一样的含义。一是，人情是指个人遭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二是，人情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而第三，人情是指华夏社会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
其实徐君然也明白，自己给关波打了这个电话，肯定就要欠下对方的一个人情。
而他更明白，关波，非常乐意送给自己这个人情。
促使华夏人对别人“做人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他对别人回报的预期。在一个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文化里，资源支配者施恩于他人时，虽然能够预期受者一有机会终将回报。可是，由于人情很难用客观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不仅对方回报的时日遥遥无期，对方回报的方式也难以预计。因此，资源支配者只能依照对方权力的大小来估计他可能做出的回报。对方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掌握的资源越多，他可能回报的层面越广，回报的方式也越丰厚。反过来说，对方的地位越低，权力越小，掌握的资源越少，他可能做出的回报也越为有限。
在华夏这种关系取向的社会里，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权力。资源支配者在考虑是否要“做人情”给予对方时，除了考虑自己付出的代价和对方可能的回报之外，往往还会考虑：对方关系网内到底有哪些人物？这些人物对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如果对方“交结尽权贵，往来无白丁”，而且这些权贵对自己又有直接的影响力，资源支配者在考虑他们的可能回应后，便可能“不看僧面看佛面”。答应对方的请求；反之，资源支配者就很有可能拒绝他的求情。
总而言之，资源支配者在面临人情困境时，往往会考虑自身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各种预期的得失，权衡轻重，以决定是否要“做人情”给予对方。如果他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定的，而向他求情者的权力很大，关系很好，资源支配者不管是施恩于对方。或者是拒绝对方，预期获得回报的绝对值均远大于所付出的代价，则他很可能接受对方的请托。反之，则他很可能拒绝对方的请托。在中国社会中，无权无势又无社会关系的人。在失意僚倒之余，常会感叹“世态炎凉”、“人情如纸薄”，其道理就在于此。
“关县长，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的亲戚，在咱们县菜市场卖菜。我想请你帮个忙，给他们在菜市场附近找个摊位。”
徐君然想了想。对关波说道。
与其自己大张旗鼓的让关波去查那些违法的工商所干部，倒不如先给大牛两口子搞一个稳定的生活来源，毕竟对于他们来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想法。远远不如自己能吃上饭的事实来的重要。
关波很意外徐君然会打电话找自己办事，连忙点点头笑道：“好，这样，我跟工商所那打个招呼。县长您让那个亲戚去找工商所的领导，报上我的名字就行。”
徐君然点点头：“麻烦关县长了。”
放下电话。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叹了一口气，忍不住摇头苦笑了起来。
请托者在资源支配者心目中权力和地位的大小，会影响后者是否愿意将其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请托者的分配，因此，个人和其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交往时，往往特别重视“面子”和“面子工夫”。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面子”，是指个人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地位或声望；所谓“面子工夫”，其实就是一种“印象整饰”的行为，是个人为了让别人对自己产生某些特定的印象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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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夏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关系是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讲究人情法则的社会，必然是个关系取向的社会。人们不仅依据个人本身的属性和他能支配的资源来判断其权力的大小，而且还会进一步考虑他所属的关系网络。个人的社会关系网越大，其中有权有势的人越多，他在别人心目中的权力形象也越大。因此，在华夏社会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许多人用情境背景、服装仪容、举止动作来炫耀他的财富、学问、身份等等权力象征；还可以看到有人显示他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所谓的“面子工夫”。
徐君然自然是不屑做那种面子功夫的。对于他来说，帮助大牛的事情，只是随手一个小事而已。
关波是常务副县长，徐君然很清楚这位从省里面下派过来挂职的副县长究竟有什么样的野心。
而对于徐君然来说，他有那个信心，把一切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面。
晚上吃饭的时候，徐君然专门让张嫂把大牛和小花两口子叫到自己这里来吃饭，按照村里的辈分，他们叫张嫂婶子，也随着妞妞叫自己叔叔。虽说年纪差不多，可辈分摆在那里，再加上徐君然心理年龄早已经过了不惑之年，自然也应承着理所当然。
妞妞笑嘻嘻的坐在徐君然身边，吃着徐君然夹给她的菜，很高兴的样子。
徐君然看着大牛缓缓说道：“不要担心，事情没你想的那么坏。明天让张嫂跟着你，去把菜和车子要回来。”
小花抽泣着说道：“要回来也没用，上次被他们没收的菜，根本就没拿回来。今天被没收一车的菜，肯定被那些人拿回家去了。”
说着话，想起那些自己和丈夫辛辛苦苦弄出来的菜，她忍不住苦着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