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折翼，几乎所有称得上是对手的国家都被毁了，阿根廷把巴拉圭和乌拉圭，改造成经济附庸国，利用这个地区的河流体系，发展成一个世界经济大国。
1929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四。
而巴西之后数十年，仍深陷贫困和相对孤立。
巴西也不统一。
受到阿根廷及其河流的经济吸引，以及沿海孤地不连通的影响，地方主义成为巴西z治的一个主要特征。
巴西内部不同地区之间联系困难，而与外界联系却相对容易，这让巴西的z治经济文化整合，变得非常困难。
由于各州之间、州与联邦政府之间竞争激烈，地区主义一直是巴西z治的一个主要问题。
在20世纪初期，大部分权力掌握在富裕州手中，即米纳斯吉拉斯州和圣保罗州。
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在这两个州中交替。
这让其它州受到z治孤立，刺激他们从国外寻求经济机遇，倾向于地方认同。
在大半个世纪里，“巴西”更像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m族国家概念。
比如，里约热内卢州和南里奥格兰德州，开始在许多方面如d立国般行事。
这种事态，直到21世纪才发生变化。
巴西最大的问题是——从殖民地据点建立起，直至21世纪，无法保证经济可持续的稳定增长。
世界其它地方，发展经济也是有通胀倾向的：对耕地、劳动力、交通、资金和资源的需求，会导致所有这些投入的价格上涨。
在大多数地方，这种增长能一直持续到通胀压力出现，并最终超过增长带来的任何好处。
到那时，由于成本高昂，增长难以为继，经济开始不景气。
而巴西要承受的压力是：土地、劳动力、交通基建和资本，都处于极端匮乏的状态，以至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立刻会转化成通货膨胀。
耕地、交通基建和资金情况，已经在研究中，而劳动力问题，则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尤其要考虑巴西有1亿9千4百万的人口。
劳动力问题，是巴西寡头经济制度造成的，而寡头经济制度，也有地缘z治原因。
巴西的问题在于，资本投入高和资本产出低——这与世界多数经济中心情况相反。
在那些地方，资本分布相对均匀，因此保证了经济强国的民主化。
米国当时的情况是，任何人都可以离开城市，前往大密西西比河流域闯荡，不出一两年，就能向米国和欧洲城市，输出农产品。
而巴西明显不同，单是在大峭壁上修路，都需要大量资金。
一个普通市民在那种环境下，企图自己谋条经济出路，显然不现实，只有带着存款，进入巴西的人才有能力“建设”巴西。
所以那时的米国——后来出现了工业化——是由欧洲乡下穷人移民过去塑造的，而巴西则是由那些，带着钱的富裕葡萄牙人塑造的。
米国小企业文化，在d立前很久就出现了，而巴西企业，直到19世纪晚期的移民潮才开始出现。
在一个资金稀缺却急需的地方，寡头不愿与任何人分享自己建设的基础设施——甚至不愿与其他寡头分享——就不足为奇了。
并发的问题是巴西早期，并没有完全开发出法国大小的耕地。
大面积耕地位于大峭壁另一侧内陆地区。
热带气候严重限制了农业耕种选择。
直到20世纪中期，唯一能种植的农作物，还是种植园作物，最初也是最出名的是糖，后来变成了咖啡、柑橘、香蕉和烟草。
传统粮食作物每年只需照料几周，而这种热带作物却不同，从种植、料理、收割到运输，都需要大量劳力。
烟草需要收割、晒干，糖需要收割、煮、提炼。
一片粮田，能很快收割完成装入货车，而收割、运输香蕉要花更多时间。
这些特征，从两个方面深刻影响着巴西。
首先，这类种植园，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所以像米国那样的小农，就被排除在外了。
没有小农，意味着无法形成小城镇，而小城镇是教育和工业化的前提。
相反，种植园意味着公司出现，即经济寡头催生z治寡头。
不久，z治经济权力不平衡，导致了20世纪，巴西军政府的建立。
即使到了21世纪，巴西地理更偏好寡头种植园农业，而非家庭农场。
而米国在21世纪，却有85的农场。
美国因工厂化农场享有盛名，面积小于等于500英亩，而70的巴西农场，面积大于等于500英亩。
在后世亚洲国家，却不会出现农场。
农场只会出现在殖民地国家，因为要形成大农场，只有把原住民全部杀掉。
我们不可能把我们自己消灭掉，来建立大农场。
言归正传。
时间并没有缓解这种情况，反而加强了这种趋势。
在20世纪后半叶，巴西启动了大规模农业多样化计划，其中包括在内陆开发大面积土地，
一部分在塞拉多，一部分远在玻利维亚边界的内陆。
除了其它农产品，有的新土地适合种植玉米和大豆，种植此类作物，通常所需资金不多。
而塞拉多在发展农业之前，就需要大量投入，而且距巴西常年过度使用的港口，超过1000千米。
在此处复制别处的发展和基础设施，需要高昂代价，最终，加强了巴西农业体系的寡头性质，以至于巴西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