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给黄叙疗病的空儿，郭斌自也与刘辟、黄邵等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都是风里来雨里去，江湖上挣扎搏命的汉子，一餐饭、一碗酒，便可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更何况郭斌与张角如此渊源？
随着与刘辟等人的交流，郭斌也了解到了他们的苦衷。这一切，说到底还是穷害的。
他们本是流落在颍川南部的太平道人，因为颍川郡中皇甫嵩与朱儁卖力地剿灭太平道，刘辟便带着残部往南方而来。一路南下，过了汝南，到了长江一线。原本长江一线土地尚算肥沃，种下种子便可长出粮食，民众生活会更加轻松一点。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病，使得南方人口骤减，交“保护费”的人少了，他们这山寨的日子当然也不好过。
可毕竟是老老少少共千把人要吃饭，黄巾军起事并非全是可战之士，其中裹挟的老幼，乃至士兵的家属，又岂能放弃？因此，刘辟便不得不在山寨中粮食即将告罄之时派人出来筹粮。
黄邵受命出来筹粮，可长江两岸的村镇许多都成了死村，连个人影也见不到，却哪里去筹粮？就这样，筹粮的队伍反而要饿死在半路上。等到了此处，发现了这个小渔村中竟还有人烟，黄邵方仗着人多做起了没本钱的买卖。
后面的事情便清楚了，黄忠带着儿子在此，因其受村民收留的大恩，更兼天生的英雄侠气，便挺身而出，却被黄邵以村民为要挟，最后也被制服了。不过黄邵也不敢过为己甚，只是将村民聚集起来，方便看管。这不，当日黄昏时分，郭斌便出现了。
黄邵见这些人一个个高头大马，马上行囊鼓鼓囊囊的，以为是南下的行商，便想着做点儿劫富济贫的勾当，却被郭斌识破，导致了一番混战。
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明了，既然刘辟和黄邵一伙人不是穷凶极恶，丧了良心的恶徒，郭斌便也不为己甚。可是若从张角的关系来说，郭斌却也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刘辟这一寨人在此吃苦受罪。若是任其如此发展，时间一长，便是好人也不得不干坏事了。资源有限，为了生存，大家就要竞争嘛，到了最后自然是拳头硬的说话。
郭斌给出的主意是北迁。将寨子中的老弱妇孺迁到颍川，然后青壮男子则在颍川郡内找个活干。至于是什么活，郭斌也早给他们想好了。
连年的自然灾害和黄巾之乱，使得天下动荡，各地盗贼并起。如今黄巾之乱虽已经基本平定，可那被剿灭了的只是黄巾军的主力部队而已，许多被打散的黄巾军却流落四方。这些人本便多是混迹江湖的好汉子，打打杀杀虽不在话下，可要种田、经商怕也没有那个本事，舞惯了刀枪的人更耐不下性子来做顺民。再加上汉朝廷在战后并未对老百姓做出抚恤，百姓生活依旧穷困。因此，第二次黄巾之乱，亦可说是黄巾起义的第二个阶段，便这样出现了。
这一阶段的黄巾起义，并非如张角时那么声势浩大，也并非以推翻汉朝廷为根本目标，而是小股的人马分散各地，占山为王。说是黄巾起义，许多人不过假托了这么个名字罢了。
这样分散而零星的起义，虽非何人有意为之，也不是原太平道人相互串联沟通所致，而纯粹是星散于中原大地上的太平道人和江湖人士为了混口饭吃，而不得不揭竿而起，占山为王。然而，正是这种极分散的战争方式，愈发使得东汉朝廷焦头烂额。
看到这样遍地都是刘辟所部一样散兵游勇般小股部队的状况，郭斌愈发感觉到，东汉朝廷在黄巾之乱后，原本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权力逐渐下放，是大势所趋。其中，朝廷任命自己为破鲜卑中郎将，并给了自己开帐设府的权力，便是这一政治大势下的产物。
这种遍地开花的战争形式，使得东汉原本集中在一起的政府军无法进行征讨。你想想，天下这么多山寨，若是都要派遣正规军前往征讨，先不说以现在腐朽的官僚体制能否成功，单是大军征发的成本便不是如今内忧外患，再加上财政危机的东汉朝廷所能承受的。
因此，既然有了当初黄巾之乱时征发乡间豪绅部曲的先例，那盘踞在各地的贼寇，便都交给他们吧，反正这些山贼都是困守一地的小股力量，虽可扰乱地方，却绝没有进攻中央政府的能力。就这样，郡、县一级的地方政府的权力便大大增强了，郡县长官非但享有一地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连军事权力也开始松动了。如今，朝中更是有了增强刺史权力的呼声，中央权力下放，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维持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而从郭斌的权力被放大的例子便可看出，天子刘宏对于个选择，似乎是颇赞同的，至少已经在开始进行试点了，郭斌便是试点之一。
虽然如今天下是如此动荡不安的局势，可阳翟县乃至整个颍川郡的根本是工商业，而工商业的根本，则是快速而安全的物流系统。郭斌有责任，也有需要，保证与颍川郡保持业务往来的商旅的安全，更有必要保证几条重要贸易路线的安全。至少，颍川连接京师洛阳-太原-塞外三城，再穿过冀州回到颍川郡的这个大循环，必须要保证安全，这是中原连接塞外的重要线路，是中原商人北上的重要线路，也是塞外三城的立城之根本，更是颍川物资流通的大动脉。
为此，郭斌与刘辟进行了一场促膝长谈，关羽、张飞、董杏儿都在一边旁听，而刘辟手下，则仅有黄邵一人与会。
郭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