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说来，永嘉、永康学派在全面开放海禁的情况下，可塑性很大。由于这一学派代表新兴阶层利益。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减轻捐税，恢复工农生产，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实事和功利。
而恰当此时，传教士给大明士子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就难怪一些读书人等趋之若鸳了。
就文化心态来说，中原的读书人向来以一事不知而为耻，他们面对传教士带来的全新世界，在惊叹之余便是努力地了解它、掌握它，从而最终超过它。这和传教士所提出的合儒、益儒、补儒和超儒等观念一样，都是一种正常的文化交流心态。
基督教的观念有中原昔日先贤所未及通者，正可弥补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之不足。他们所向往的是那种浓厚的宗教氛围和圣洁的仪式。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宗教式的精神安慰正可弥补只重现世的儒家思想的内在缺陷。而其绪念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万物之理，即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叮更易也。这种判断基本上代表了现在大明相当一部分读书人的看法。
当然，庞煌小心严格控制着，在热情地欢迎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不能对固有文化尤其是儒学传统失去信心，并没有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持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认为固有文明自有其优长之处，与西方文明相比，大明文化有弱点。也有优点，文化的未来发展决不是也不可能是废弃固有文化特别是儒学。以让西方文化在中国专行，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取中西古今之所长。“参合诸家，兼收西法”，重建中国文化的新体系。
在这种心态的指引下，大明上下吸收西方文化，他们在接受西方宗教的同时，更竭诚地欢迎西方的科学技术，并计划大规模地翻译西书。在这十余年里，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确实为古老的中华文明注入了勃勃生机。大明文化尤其是儒学必将出现一个新的转折和大发展。似乎已没有太多的异议了。
庞煌不敢轻易的劝说皇帝去动摇儒家在政治上的地位，当然他也没有这个影响力。却十分巧妙的利用当时的情势将其分立出来几个分支。其他的小学派先不说。在景泰二十三年的大明，儒家大的学派已经成为三足鼎立的局面。
方孝孺所代表的复古理学，杨杰所代表的激进永嘉学派，还是就是吸收了西方文化的超儒学派，但是在朝堂之上的地位却不太高，还处于萌芽状态，暂时没有十分明显的代表人物，暗中是以庞煌为首。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他们也在寻求着走向政治官场，因为那样才能稳固的站定脚跟。
三足鼎立的儒家学派格局，让作为皇帝的庞煌有些欣慰，但是随着自己年纪的增长。大明储君位置的争端显现，复古理学和激进学派之间的矛盾已经势同水火，两者的领袖人物都知道。当今圣上的地位不能改变，而下一任帝王的归属将见证自己学派的兴衰。他们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问题是朱雄英从朱标即位之后，就被立为太子。现在已经二十余年了，继承帝位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庞煌虽然不太喜欢这个有些迂腐的太子，但是如果真的可以利用朱标有生之年对他的信任构建出三权分立，皇权凌驾于上，有效的相互节制的话。太子纵然有些迂腐，但是对于大势也无法改变。
但是面对着现在的情况，庞煌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首先，让太子在北平执政是为了锻炼太子的执政能力，同时向全国表示了大明对于北方的重视，朱标听庞煌的劝谏立下训示，但凡太子必须经历北平执政的过程，是为了建立储君对于北方的感情，使作为皇帝的子孙们都不会放弃北方。
因为庞煌知道在另一个时空朱棣迁都北平，有很深层的原因在里面，从朱棣自己来说，他原来被封燕王，北方是他自己的老巢，根深蒂固，而且经过靖难之役，朱棣得罪了很多士大夫阶层，迁都有利于打击不顺从的顽固势力，有利于他自己的统治。
再从当时的边疆形式来看，天子北迁，有天子守边的思想在里面，有利于打击当时还没有完全倒下的蒙古势力。从地理上看，北京北连朔漠，南控江淮，地理位置优越，也是有利于统治的。
而且现在北方已经彻底平定，只是静静的等待着人口增长后的移民，朱棣几乎席卷了八成的蒙古人、女真人、高丽人、日本人在军中，开始西征，一路上不顺则亡。一直打到了帖木儿的老巢。
虽然很少屠城，但是其他方面比当年的成吉思汗还要狠，在和自己侄子的协议中，将这些异族带的越远越好，让这些异族替大明侵略其他国家，吞并、兼并等手段交错着使用，目前在哈密以东的地区，基本上很少有部落存在，基本上都被朱棣卷走了。
所以那些蒙族、女真在几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都无法翻身，北方现在只是发展的重点，而不是战争的重点，所以在此时迁都的必要在庞煌的心里又低了几分。
但是不迁都也要有所表示，让太子朱雄英在北方镇守执政，也是为了发展辽东、西北。但是庞煌的这个考虑造成了现在的隐患。
南北的距离加上现在交通的不发达，要让太子镇守，就必须为太子组建班底，给予一定的权力，开始庞煌想着，反正太子要继承帝位，所以并不担心有造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