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就靠着海上贸易着实赚了些银子，他的日子也好过了些，然后通过老徐家在南京巨大的影响力以及关系网，愣是将苏州一带的商贾慢慢笼络在一旁，这些人大都是豪门，殷实的底子，随着府上的人挥霍，加上迁都北京后，南京的地位明显不如北京，洪武年的八方汇集的南京城，也开始走下坡路了，商业上反而不如北京，江浙一带，许多豪门大户根本支撑不下庞大的家族，有魏国公出面，拉拢他们倒也不是什么难事，这些年大伙儿私自出了几趟海，将南京的茶叶、绢，漆，苏木，翠羽，纸扇，沉、速通过海上私自运到顺乌蛮滩水而下以输广州，盖西粤之谷，亦即东粤之谷也。（中略）又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黜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琉球、日本、口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来梠而从之。惟下番诸乡，其俗微重朴勤，能画地力，早禾田，两获之，则莳菜为油，种三蓝以染绀；或树黄姜、麰麦，或蔓青、番薯，大禾田既，则以海水淋秆烧盐。共平阜冈，亦多有荻蔗、吉贝，麻豆、排草、零香、果菰之植，私自运回来，再转手卖给江南，不过几次，就获利不少，一次足足低得上他五年俸禄，巨大的利益自是让这些豪门大户欢喜不易，就是那些商贾也是眼红，慢慢向他们靠拢，才几年的功夫，苏州商贾差不多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了，可以说他就是苏州商贾的背后那个人了。
他要苏州，就必须要让苏州乱，乱到朝廷无人能治理，不得不着实了这个乱摊子，而这个时候他便可以趁机而动，请求治理苏州，他相信凭着他的影响力，以及手中商贾的影响力，皇帝不会答应，如此一来，他便可趁机跳出南昌，坐拥富庶的苏州城了。
他的算盘打得很好，甚至可以说很绝妙，而一切也都按照他的预想再一步一步的实现，先是制造苏州难以治理的名声，这一点很快就实现了，苏州的赋税高，其原因很简单田分民田与官田，官田中又有古额官田与抄没官田之分。官田赋税高于民田，抄没官田又高于古额官田。这有历史遗留的原因，古额官田是南宋贾似道当权时制定的，唯在浙西（包括苏州、松江等地）地区实行，后来被元朝和张士诚统治时继承了下来。当时这类官田数量还不算多。到了明代洪武时期，因“怒其为张士诚守，”而没收的大批富户的田产，叫“抄没官田”，不仅官田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赋额更高。“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毎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毎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毎亩八升五合五勺，……抄没官田毎亩一斗二升”。洪武以后，官田总数量极大地超过民田。在宣德年间，民田生产的粮食只占十五分之一，官田是民田的十四倍。苏州一府六县的税额，就超过了浙江66县的税额。其实，无论是官田还是抄没官田，也还是租佃给农民耕种的。农民承担不了如此之高的赋税，纷纷逃离，以致大批土地抛荒，粮食减产，税赋无法足额征收，逋赋也就越来越严重。从而造就了苏州乱的想象，跟着他暗中授意徐家联络各地商贾，暗中抬高各种价格，短短几个月的功夫，苏州一片混乱，新来的苏州知府难有作为，不得不纷纷挂冠而去，短短几年的功夫，愣是换了六任知府，如此一来，苏州的乱的名声算是传了出去，朝廷根本无人敢来，就在他认为一切形势大好的时候，接二连三的大事，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先是朝廷居然舍得花大把的人力、物力来治理苏州城，派遣的知府况钟比起前面的六任知府能干了不少，此人不负清正廉明的名声，在苏州这片污浊之地，此人就好比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倚天剑，愣是让他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上站稳了脚，还不引人反感，如今的苏州城不少百姓，商家对这个新知府还是有好感的，就是自己手下的那些商家，也颇有赞誉之言，这自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再者，一个况钟还不够，朝廷还派了一个周枕来，此人本为选庶吉士。自请进文渊阁，与修《永乐大典》等。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虽有经世才，但浮沉郎署二十年，未得升迁。夏原吉知之，永乐二十二年荐迁越府长史。宣德五年，又经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赏识，被荐为工部左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是个厉害的人才，与况钟一样，属于能干之臣，据说他自进入江南，就深入民间，调查研究。他不带任何随从，向农夫村妇详细询问最感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在哪里，希望如何处置。时间长了，百姓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向他倾诉，彼此相处如家人父子。他对下级也比较宽和，有好多事情主动同他们商量，向他们请教。才几个月的功夫，就与况钟一起提出了一个建议：‘官田比照民田起科。’向朝庭奏报。这是一个大胆的、改革性的建议，不仅改变了在苏、松江地区实行了有二百年历史的“田分官民”的制度，对洪武帝“怒其为张士诚守”而对抄没官田课以重税的决定，也是一种否定。因此，提出这这一建议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好在，这一建议被户部否定，户部尚书给他们一顶大帽子，说他们“欲变乱（洪武）成法，请（皇帝）罪之”。只是由于宣德帝表示支持，这项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