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2502章：奉献几多血和汗/h3
还有通过册封施行推恩令的法子，弱化蒙古权势，从而减少对边疆的威胁，达到双方和平共处的效果，若真有办法实行起来，对大明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但关键的问题，朝廷会不会答应，鞑子会不会答应。
刚刚坐下的金一笑也是这般心思，互市，自古便有，东汉与乌桓、鲜卑、匈奴等族的贸易。互市盛衰与政治、军事斗争密切相关。魏、晋以后，又称“交市”。时陆路贸易更加繁荣，海上贸易也开始发展。隋代在西北边境设交市监，掌互市事，唐在沿边设互市场，以马市为主。后设市舶使，掌管南海贸易。中唐以后，东南海运大盛，海上贸易超过陆上，广州、交州、扬州、泉州成为重要商港，至五代，设博易务。时互市皆处于政府严格控制下，贸易物品多有限制。文宗大和时，除敕准互市者外，普通人“不得与诸藩客钱物交易”。五代时，私贸兴起，后周始许民与回鹘私市。宋、辽、金、元在边境设榷场互市。海外通商更加重要。宋代于广州、临安、明州、泉州等地设市舶司，还有密州板桥镇、上海镇、华亭县、青龙镇、江阴、温州等处设舶务和舶场。元代则于泉州、广州、杭州、庆元、温州、上海等地设市舶司，便是大明至今也有海上贸易，只不过出于国防及经济利益的考虑，对于陆上贸易限制相当严格。法律只许在官府监督下的互市，即在边境定点设置若干互市监官职，使中外商人在其监控下进行以物易物的互市，禁止中外商人其他方式的贸易，违者处刑，饶是如此，还是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每年因贸易弄出的纠纷倒也不少，不过随着西洋之行，加上朝廷也开始重视海洋带来的巨大利益，海上贸易才得以顺利进行，海上行得通，边疆就未必可行了，那帮文官平日里最痛恨的就是鞑子，加上双方又是世仇，一旦展开了贸易往来，那还不得扣上一定巨大的帽子，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所以许多有作为的将帅明知与鞑子这般厮杀下去，不是长久之计，也曾想过与鞑子来个互不侵犯，碍于朝廷文官当道，没人敢说吧了，稍有露出一点意图的，不是被罢免了官职，就是弄得声名扫地，以至于他们看着鞑子年年扣边，年年组织将士征战，如今的大明虽说是太平盛世，但也是年年征战，许多的将士根本体会不出盛世的意义。
因此对于杨峥这个建议，从心底上说他的是赞同的，况且这道奏折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多番斟酌，如在模式上就走出了前人的弊端朝贡的路子，在洪武时大明与日本的贸易，明太祖下了多次诏谕，日本不肯来朝。永乐元年，日本递上以属国自居的国书，明朝皇帝大喜，双方开始朝贡往来。日本不是真正想寻求中国的政治庇护，日本国内商业发展需要开拓包括与中国贸易在内的亚太市场。中国方面订出10年一贡，人不要超过200，船不过2只。但是日本每次来朝贡的人和次数都超过限额。明王朝增加到人不过300，船不过3只，最后还是超过限额。而且，日本希望通过朝贡，作为一种特殊的贸易形式在经济上得到好处，在回报物品的数量与价值上都比较计较。还发生日本使者滋事，骚扰百姓的事件，不利于朝廷，所以文官十分痛恨。
又如永乐时，鞑靼首领阿鲁台就与大明开始了“朝贡贸易”，“岁或一贡，或再贡，以为常”。这种“朝贡贸易”是官方间的贸易，主要出于鞑靼可汗的请求。他们希望通过朝贡获得加倍的回赐，取得绸缎等高级消费晶，说到底就是从大明获取巨大的好处，这种亏本的买卖，一次两次到也罢了，次数一多，难免负担不起，而从中谋取好处的一方则因为利益没得到满足，往往也发生矛盾，最终兵刃相见，因这种朝贡贸易不平衡发生的战事，大明不下几十次，加上朝廷每次大手送出，百姓则饿着肚子，勒紧了裤腰带，咬牙送上，长此以往情绪也不少，鉴于这些从永乐后期开始，朝廷几乎是一面倒的反对与周边国家贸易往来。其中以反对蒙古最强烈，但事实证明，朝廷断绝了贸易，边界反而更不安宁，无论是鞑靼、还是近年来崛起的瓦刺，甚至蒙古其他各部落每年的秋天，便会集聚大军开始扣边了，他们未必是想入住中原，以中原之大，在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他们断然不会生出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他们更多的想趁机抢夺财物，其中又以这几年的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个问题上，他倒也思索过，痛过这些年的观察，以及边疆鞑子的动态，武将上奏的奏折只言片语也猜出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从元朝灭亡后，蒙古族势力退往大漠，但双方并没有停止战事，中国北疆战事连连，前期是明朝政府对蒙古族的多次用兵特别是明成祖朱棣的五次大规模用兵，后期是瓦剌对明朝的战争，鞑靼也对明朝用兵。使蒙古族与中原正常的贸易商路受到阻隔，甚至还遭到明朝的经济封锁。因此，有时迫使蒙古封建主挥戈南下，用掳掠的办法去夺取中原汉地的物资。但掳得的物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牧区长期物资短缺的问题，而且明朝对于蒙古封建主的南侵也采取报复的行动。每年秋季，派兵深入草原纵火焚烧草场，谓之“烧荒”，使牧区的牲畜因缺草而无法过冬；明军还经常偷袭蒙古的营地，赶走大量的牲畜，谓之“捣巢”。明朝与蒙古如此严重对立，使得单一的以原始畜牧业为主要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