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赵惇受的打击不轻，浑浑噩噩地愣在那里好半天，不过赵惇随即就意识到不能如此下去，在父皇面前，还得好好表现，不能让赵抦专美才是。
这会儿的话题既然又是会子又是铜料，赵惇觉得到了自己表现的时机，眼看着赵抦这一段时间捞取了很多的印象分，赵惇当然也不肯放过任何可以捞取印象分的机会：
“启禀父皇，儿臣近日读了袁燮《货币战争》一文，深觉有理，若要北伐，我大宋须得先在与金国的货币战争中取胜，取胜之道，儿臣以为，可参照袁燮所言，废铜钱，所有州府通行会子和铁钱，如此，便可放开铜禁，鼓励民间采铜冶铜与胆水制铜，不出数月，天下所产铜料必将翻倍，特区所需铜料从此不虞匮乏矣。”
在场者都读过登载在《新报》上的这篇文章，这个袁燮是陆九渊的弟子，好谈经济之学，前些年就著文针砭本朝钱弊，如今倒好，自从太子举荐他就任国子正之后，当今临安的两大报纸都成了近水楼台，袁燮的文章时而在《大宋京报》上刊载，而敏感的文章，则会刊登在《新报》上。
茅庚本来想将《新报》迁往台湾，但文元对《新报》有些恋恋不舍，两地实在又相距太远，台湾的读者毕竟有限，因而最后折衷了一下，《新报》继续留在临安，而台湾另办一份《特区新报》，因而如今的《新报》系列，有《新报》、《特区新报》，还有陈亮主持的《新报海外版》。
留正也是读过《货币战争》的，文中虽然尽是新概念，但说的还是旧事，想一想，宋金之间围绕铜钱的明争暗斗还真就是那么回事。此文一出，《新报》上围绕《货币战争》的争论也很激烈，反正《新报》对于正反的文章来者不拒。
太子援引袁燮之论，说得句句有理。不错！废除铜钱，不须再像以往的铜场那样，为了铸造铜钱只能强制压低收铜的价钱。不用铸造铜钱之后，可以放开铜禁，铜价随行就市，不仅一举去掉了一个亏本的大包袱，铜场还能为大宋带来铜课收入，而且还不是一个小数字。
但留正不主张骤然废掉铜钱，因而说道：
“《货币战争》一文倒也说得不无道理，但袁燮的主张实施起来，风险实在难以估量，臣以为还是慎重为要。”
与留正的保守态度不同，葛邲对于太子勇于进取的态度还是十分欣赏的，自己对《新报》上关于铜钱和货币的争论也十分留意，铜钱之弊已经刻不容缓，到了非要解决的地步，当下朗声道：
“启禀官家，臣认同袁燮《货币战争》的说法，但《大宋京报》上所载伍根毛《人民战争之下的铜币》更是说到了根源上。诚然，我大宋与金国皆不遗余力在贸易中争夺铜钱，金人甚至不择手段通过走私大量吸纳我大宋铜钱，金人用心险恶，早就在黄河之南设立了铜钱隔离带，他们仿大宋发行楮币之法，于汴京置局发行交钞纸币，在黄河之南一律使用交钞交易而禁用铜钱。暗中吸纳我大宋铜钱之后，也全数运往黄河以北，过了黄河，就不用交钞，只用铜钱。说起来，我大宋设立铜钱隔离区，实在是被金人所逼，不得不如此。宋金数十年来在铜钱上的争夺，委实便等同于一场战争。”
听到这里，包括赵眘在内，都禁不住苦笑起来，宋金之间，情况就是这个情况，不仅如此，在其他方向，比如大理、安南那边，也好不到哪里去。
事实上，被袁燮称之为“货币战争”的铜钱战，也不是大宋独创，追溯起来，它早有历史渊源。在宋朝诞生之前，五代十国的各个割据势力除了兵戈相向之外，在经济上也不遗余力地削弱对手，彼此之间的争斗自然是不择手段，很有点“超限战”的味道，其中就包括限定铜钱只进不出，每一方都在对己方的铜钱严防死守，同时千方百计吸纳对方的铜钱。五代的经验，就是一方面禁止铜钱出界，另一方面对铸造铜钱的原料铜铅锡实行禁榷政策，所谓禁榷，就是铜铅锡一律官营，禁止民间经营铜铅锡。
宋朝诞生之后，部分地继承了五代时期的遗产，其中四川就专用铁钱，最夸张的是，有一段时间还禁止铜钱入川，这是五代思维的大宋版，深究起来，这不过是与大理、吐蕃博弈的结果。大理产铜，边贸一开，大量铜材便会进入四川，私铸铜钱便难以避免，势必扰乱四川金融，而另一面的吐蕃，则可能大量从四川吸纳铜钱。鉴于官府垄断铜铅锡和禁止铜钱出界是大宋基本国策，如果铜业难以实行垄断，而铜钱随时都会流失到境外，这有损大宋利益。根据五代思维，一不能由着大理和吐蕃占便宜，二不能放任私铸铜钱盛行让大宋民间占便宜，宋廷因此认定四川不宜使用铜钱，由此，一朵奇葩诞生了——四川成了大宋专用铁钱的行政区域，但铁钱之弊也催生了纸币——交子的诞生。
基于同样的思维，在西夏立国后，为了防止铜钱流失到西夏，西北也开始使用铁钱。
赵昚即位之后，为了防止铜钱流失到金国，两淮和襄阳地区开始使用铁钱，目的便是切断铜钱流向金国的途径。
应该说，金国在这一场货币战争中占据了先机，他们设立铜钱隔离区，在隔离区强行使用纸币，早在金海陵王贞元时(公元1153～1155年)就开始这么干了，而大宋设立铜钱隔离区，则是孝宗当政之后的乾道年间，这时候金人设立铜钱隔离区已经有了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