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看书>军事历史>大宋新梦>第一百三十四章 货币战争

太子赵惇受的打击不轻,浑浑噩噩地愣在那里好半天,不过赵惇随即就意识到不能如此下去,在父皇面前,还得好好表现,不能让赵抦专美才是。

这会儿的话题既然又是会子又是铜料,赵惇觉得到了自己表现的时机,眼看着赵抦这一段时间捞取了很多的印象分,赵惇当然也不肯放过任何可以捞取印象分的机会:

“启禀父皇,儿臣近日读了袁燮《货币战争》一文,深觉有理,若要北伐,我大宋须得先在与金国的货币战争中取胜,取胜之道,儿臣以为,可参照袁燮所言,废铜钱,所有州府通行会子和铁钱,如此,便可放开铜禁,鼓励民间采铜冶铜与胆水制铜,不出数月,天下所产铜料必将翻倍,特区所需铜料从此不虞匮乏矣。”

在场者都读过登载在《新报》上的这篇文章,这个袁燮是陆九渊的弟子,好谈经济之学,前些年就著文针砭本朝钱弊,如今倒好,自从太子举荐他就任国子正之后,当今临安的两大报纸都成了近水楼台,袁燮的文章时而在《大宋京报》上刊载,而敏感的文章,则会刊登在《新报》上。

茅庚本来想将《新报》迁往台湾,但文元对《新报》有些恋恋不舍,两地实在又相距太远,台湾的读者毕竟有限,因而最后折衷了一下,《新报》继续留在临安,而台湾另办一份《特区新报》,因而如今的《新报》系列,有《新报》、《特区新报》,还有陈亮主持的《新报海外版》。

留正也是读过《货币战争》的,文中虽然尽是新概念,但说的还是旧事,想一想,宋金之间围绕铜钱的明争暗斗还真就是那么回事。此文一出,《新报》上围绕《货币战争》的争论也很激烈,反正《新报》对于正反的文章来者不拒。

太子援引袁燮之论,说得句句有理。不错!废除铜钱,不须再像以往的铜场那样,为了铸造铜钱只能强制压低收铜的价钱。不用铸造铜钱之后,可以放开铜禁,铜价随行就市,不仅一举去掉了一个亏本的大包袱,铜场还能为大宋带来铜课收入,而且还不是一个小数字。

但留正不主张骤然废掉铜钱,因而说道:

“《货币战争》一文倒也说得不无道理,但袁燮的主张实施起来,风险实在难以估量,臣以为还是慎重为要。”

与留正的保守态度不同,葛邲对于太子勇于进取的态度还是十分欣赏的,自己对《新报》上关于铜钱和货币的争论也十分留意,铜钱之弊已经刻不容缓,到了非要解决的地步,当下朗声道:

“启禀官家,臣认同袁燮《货币战争》的说法,但《大宋京报》上所载伍根毛《人民战争之下的铜币》更是说到了根源上。诚然,我大宋与金国皆不遗余力在贸易中争夺铜钱,金人甚至不择手段通过走私大量吸纳我大宋铜钱,金人用心险恶,早就在黄河之南设立了铜钱隔离带,他们仿大宋发行楮币之法,于汴京置局发行交钞纸币,在黄河之南一律使用交钞交易而禁用铜钱。暗中吸纳我大宋铜钱之后,也全数运往黄河以北,过了黄河,就不用交钞,只用铜钱。说起来,我大宋设立铜钱隔离区,实在是被金人所逼,不得不如此。宋金数十年来在铜钱上的争夺,委实便等同于一场战争。”

听到这里,包括赵眘在内,都禁不住苦笑起来,宋金之间,情况就是这个情况,不仅如此,在其他方向,比如大理、安南那边,也好不到哪里去。

事实上,被袁燮称之为“货币战争”的铜钱战,也不是大宋独创,追溯起来,它早有历史渊源。在宋朝诞生之前,五代十国的各个割据势力除了兵戈相向之外,在经济上也不遗余力地削弱对手,彼此之间的争斗自然是不择手段,很有点“超限战”的味道,其中就包括限定铜钱只进不出,每一方都在对己方的铜钱严防死守,同时千方百计吸纳对方的铜钱。五代的经验,就是一方面禁止铜钱出界,另一方面对铸造铜钱的原料铜铅锡实行禁榷政策,所谓禁榷,就是铜铅锡一律官营,禁止民间经营铜铅锡。

宋朝诞生之后,部分地继承了五代时期的遗产,其中四川就专用铁钱,最夸张的是,有一段时间还禁止铜钱入川,这是五代思维的大宋版,深究起来,这不过是与大理、吐蕃博弈的结果。大理产铜,边贸一开,大量铜材便会进入四川,私铸铜钱便难以避免,势必扰乱四川金融,而另一面的吐蕃,则可能大量从四川吸纳铜钱。鉴于官府垄断铜铅锡和禁止铜钱出界是大宋基本国策,如果铜业难以实行垄断,而铜钱随时都会流失到境外,这有损大宋利益。根据五代思维,一不能由着大理和吐蕃占便宜,二不能放任私铸铜钱盛行让大宋民间占便宜,宋廷因此认定四川不宜使用铜钱,由此,一朵奇葩诞生了——四川成了大宋专用铁钱的行政区域,但铁钱之弊也催生了纸币——交子的诞生。

基于同样的思维,在西夏立国后,为了防止铜钱流失到西夏,西北也开始使用铁钱。

赵昚即位之后,为了防止铜钱流失到金国,两淮和襄阳地区开始使用铁钱,目的便是切断铜钱流向金国的途径。

应该说,金国在这一场货币战争中占据了先机,他们设立铜钱隔离区,在隔离区强行使用纸币,早在金海陵王贞元时(公元1153~1155年)就开始这么干了,而大宋设立铜钱隔离区,则是孝宗当政之后的乾道年间,这时候金人设立铜钱隔离区已经有了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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