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可惜的是，在实际阅卷过程之中，这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乡试阅卷是出了名的时间短，任务重，神人也不能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大明律规定，从八月十二头场考试完毕，便由主考官掣房签分卷，然后各房开始分头阅卷。而录取放榜的时间，不得晚于八月底，距离开始阅卷的时间不过十来日。再扣除中间酒席谈笑，真正阅卷的时间不过三四日。
再加上两位主考官并不直接批卷，他们只是为六位同考官推荐上来的试卷把关，决定取与不取。所以全部的阅卷任务，都压在几位同考官身上。这在明初还勉强可以胜任，因为经过多年的战乱，人口锐减，读书人更少，比如说洪武初年，只有一千余人参加应天乡试，而时至今日，这个数字已经翻了好几番。
而且阅卷的工作量，不仅由试卷的数量决定的，还需要看试卷的答题量。生员人均在第一场要答两千两百多字，第二场三千五百，第三场三千多些，三场共计将近万字。
四五千万字的阅卷重任，全压在几位同考官身上，而且对于这些试卷，他们必须做到字斟句酌，绝对不能像童生试或者科考那样，一目十行、走马观花的批了完事。
因为乡试是国家的抡才大典，取中的举人便有资格做官了，其重要性便是提高到关乎国家兴亡的程度也不为过。所以为了保证阅卷的质量，在公布录取名单之后，各省还需要将取中举人的试卷送到礼部复查考卷，这个步骤叫做‘磨勘’。
‘磨勘’一般由礼部会同翰林院完成，那些清贵无聊的官员们，会审阅每一份试卷，检查考官在阅卷的过程之中是否舞弊，以及考官阅卷是否认真，比如试卷之中有无错别字，语句不通等等问题，同考官是否标明了。对于同考官阅卷过程之中的错漏，一经磨勘查出，都必须进行严厉的处罚。按照规定，同考官在阅卷的过程之中，没有通篇‘句读’的，会有降一级的处罚，如果同考官‘句读’有误的，则会罚俸一年。情节严重的还会降几级，罚俸数年。那些同考官本就是些六七品的小官，谁能受得了。
在‘句读’上做文章，来让同考官好生阅卷，这个主意简直变态到了极点。因为这时候写文章是不用标点的，同考官阅卷时，必须仔细读过每一篇文章的每一句话，否则根本无法断句圈点。
所以阅卷者根本不可能一目十行，他们必须逐字逐句的阅读过，不仅要注意文字通顺与否，还要给每份试卷写评语，并陈述是否荐卷的理由。
想想吧，试卷如此之繁多，时间是如此之紧迫阅卷者又是如此之少，出了纰漏还要受到弹劾，降级罚俸。而考试的内容又是如此复杂，涉及文体如此之多，而且文章又是千人百面，有平奇虚实繁简浓淡之异，同考官们纵然都是神人，也不可能保质保量的按时阅遍全部试卷。
所以经过上百年的变通之后，考官们渐渐形成一种默契，阅卷只重头场七篇八股文，对于后面的两场，只需要文字通顺，没有错别字就可以了。
为什么会只重八股文呢？因为这是一种格式极为严格的文体，对于考官来说，比较容易于把握其对错优劣。所以它能够大大的提高阅卷的度，便于评判试卷的合适与否，使得所有试卷都能如期一一阅过，而且将考官的主观因素降低到最低，从而保证官吏选拔考试的严肃性与公正性。
比如说，八股文的文体规定，开篇破题只能用两句话，如果用两句话没有破解出题意，或者虽然破解出题意，但是所用的句子却过了两句。
又或者破题了，但是题不达意，肖题之神；还有破题之中涉及孔孟等圣贤之名，而未用代字，这篇文章便是不合式的，可以不取。后面的内容便可以直接不看。
之下的‘承题’、‘原题’、‘起讲’、‘入题’等每一股，都有严格的格式和章法的要求，对了错了，一目了然，绝无争议。只要其中一股出了毛病，便可废黜此卷，节约了大量的时间。
基本上，通过这种完全不许动脑子的方法，便可剔除一大半的考卷。对于剩下小半全篇合式者，再看看其是否做到了起承转合，文脉是否清晰，层次是否清楚。这些方面做得好了，同考官便可以加上批语，推荐给二位主考官做最后的定夺。
所以，虽然其刻板程式、束缚僵化为人诟病，也确实是使得考生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越半步。但是正因为其对起、承、转、合，都有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和句数方面也有严格的规定，这才使得同考官们可以一目了然的检校每份试卷，大大节省了主观思考的时间，提高了阅卷效率，而且增加了阅卷的客观性，将主考官的主观因素降到最低，从而最大限度的保证了考生的权益，使得真正优秀的人才可以获得功名。乃是这个时代里，最客观，最公正的取材之道
如何写好八股文，那是需要经年累月的苦读的，千锤百炼的训练才行，王枫能有如今水平，被外星人改造的身体，记忆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王枫有大量的时间用在训练八股文上。
而现在马上就要开考了，这个时候再想提高水平，已经太晚了。这种时候，前辈名师们主要是向考生传授写作中应该避免的问题，诸如需要回避御名庙讳，不许自述门地之类，总要避免这些大意失荆州才是。
总体来说，乡试要比之前的任何一道考试都要严格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