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铮目送古成冶走远，转身朝家中踱去，心中又转起了许多念头。
虽然与古成冶交情日深，但许多想法和打算却还不能同他讲。若当真说出来，怕是要惊世骇俗了，古成冶恐怕也很难理解。只能通过慢慢施加影响，逐步改变他们父子的一些想法和观念，从而将铁铺的发展引领至期望的轨迹上。
古家父子都是做事比较厚道的人，于冶铁与制铁方面也有许多追求，实在是很理想的长期合作伙伴。虽然他们对技艺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利益，但只要不是光顾着眼前的利益，这种动机便是非常好的。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此杨铮实是不敢苟同。心怀家国大义的贤臣名将，未必就没有个人私利。整日逐利的商贾之流，未始就不能大义凛然。将人分为君子与小人，将事理分为义与利，这本身就很不科学。人心世事复杂无比，又岂能轻易将之区分为黑白。
按照老夫子的说法，当今天下应当没有几个君子，基本上全是小人。而小人嘛，自然是要喻于利的，夫子对这个问题倒看得很透彻。
古记铁铺肯在研发和生产上面投入，自然是为了获利更多。而只有保持这种投入，冶铁、制铁工艺才有可能得到发展。若古家父子都是只知义而耻言利的君子，那对他们也就不用再做什么指望了。若天下人都如此，生产力恐怕也很难进步。
杨铮是诚心希望古记铁铺的生意越做越大，这样他们才会不断追加投入，从而推动技术的进步。
说起来还要多亏秦州山多地少，没多少良田可供人争夺兼并。所以哪怕古家父子同许多大明子民一样，对田地有异乎寻常的热忱，但也没有多少地可供他们去买。要想多赚银子，只有投入到铁铺的生意上。
后世史书中所谓的“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大概便发端于这个时候，最终没有发展壮大起来，让许多人扼腕不已。说起来确是挺可惜的，然而若深究一番，许多结论都很值得商榷。
各类大小工坊中存在的雇佣关系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和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并无本质区别。只有将盈利的一部分用作生产性积累，持续扩大再生产行为，这才能算是有生长潜力的萌芽。
然而大明子民的第一追求，永远都是土地。不管从哪里赚到了钱，最终都要投入到购置地产上，他们的终极梦想是做大地主，而不是什么资本家。毕竟祖祖辈辈种了几千年地，又经历过无数次天灾人祸，只有土地和粮食才能带给他们最实在的安全感，除此之外都是浮云。
正是因为骨子里的这种观念，阻碍了萌芽的成长。那些拥有织机数千、雇工上万的大工坊主，最终也没能变成资本家。
当然，资本主义是腐朽的、肮脏的、血腥的，是一定要批判的。但在大明这个所谓的“封建”社会，却代表着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所以还是要尽可能地推动一下的。
秦州只是个小地方，要支撑资本的成长是远远不够的。就如古成冶对自家铁铺院子的想法一样，杨铮时常也会有施展不开的感觉。
但这个小地方也有许多优势。首先不管在这里做什么，只要小心得当，都不会太引人注目，完全可以闷头发展，悄悄壮大。其次这里距离关中不算远，每年还有大半时间可以通船，依托那一块大市场，产品做出来是不愁没销路的。最后这里距离煤矿和铁矿的产地比较近，这可是两种极为重要的资源。
古记铁铺所用的铁矿石产自临县伏羌（今天水市甘谷县），属于赤铁矿，品位应算是不错的。煤采自华亭县，稍有些远，待四轮马车堪用之后，这个问题将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
而就因为这华亭之煤，使杨铮对古记铁铺炼铁质量的提升，有了些别样的期待。
在炼铁时，由煤烧制成的燋不光是燃料，还充当还原剂。杨铮见过古记铁铺炼铁的过程，都是将燋与铁矿石混在一起烧。如果原煤中杂质太多，尤其是硫和磷含量高，对炼出的铁会有很大影响。
东南抗倭时，官军所用的刀往往不是倭刀一合之敌，因而倭刀被吹得神乎其神，大明的炼铁技术则被黑得体无完肤。后世很多人说炼铁技术到了明代开始后退，便是以此为证。
其实倭刀之所以质好，只不过是因为用了木炭炼铁的缘故，其产量极低，打制颇费工夫。木炭中几乎不含有硫、磷这些对铁质有害的元素，炼出的铁自然不会脆而易折。华夏最早开始炼铁时，用的也是木炭，威名赫赫的唐刀便是以这种工艺打制的，这可是倭刀的老祖宗。
自北宋起，华夏人口激增，对铁器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而树则是越砍越少，并且木炭难以满足大规模炼铁的需求，由此开始以煤制燋炼铁。
如果单以炼铁的规模和数量来说，大明已是史无前例了，当世也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可比。就杨铮从古成冶所给的那个抄本上看到的信息，宋时先进的炼铁技术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并且还有所发展。但大明铁器的质量确是不如从前，这罪魁祸首便是炼铁所用的煤。
华夏煤炭储量丰富，开采容易，但杂质也多，这是常被人诟病的地方。
杨铮自不可能劝古家父子去用木炭炼铁，那只是治标不治本。他也不懂得煤炭脱硫之法，仅有的一点了解只停留在理论上，完全没有可操作性。
不过他却知道一件此时的人们都不知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