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志刚和兰匡义给他出两万块钱拆除费用，周福才深知是怎么来的，他知道鲍志刚给他留了面子，就说：“我谢谢鲍市长和兰局长。”
鲍志刚说的沙副主席不再干涉拆迁这件事了周福才是知道的。之前，他跟舅舅通了电话，舅舅也没有办法，说新华社和党报的记者盯着这事呢，阆诸政府想不拆都做不到了，另外他也不好再强行干预，别因小失大，到时连舅舅都受到牵连。
周福才耷拉着脑袋，想了半天，才说：“我没话说，拆就拆吧，我自己拆。”
就这样，第二天周福才就找人开始拆顶楼。其他的几户一看周福才都顶不住了，也就坐不住劲了，纷纷拆除了自家扩建的建筑。
其实，周福才所以认头，跟江帆许多幕后工作有关。他善于利用媒体的宣传，看似媒体们是在为阆诸拆除违章建筑造势，其实江帆是在利用和引导舆论，从而起到监督和促进工作的特殊作用。
有的记者就现场采访了许多街头居民，居民都反映，这项工作的确利国利民，但就怕遇到有权有钱的人拆不下去了，那这项工作就不了了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极易挫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阆诸电视台更是在阆诸新闻拆违的报道中，几乎每天针对轰轰烈烈的拆违工作有个简短的点评，言语不多，但句句犀利，有个署名“朱一民”的点评文章，一时成为引导拆违工作走向的风向标。
他似乎总是喜欢跟政府对着干，前面刚报道了拆除进展情况，后面的评论就发出叹息，说，老百姓的违章建筑拆了，那些富人们的违章建筑还在，希望我们的政府能秉公执法一视同仁，矛头直指政府和富人区的违章建筑。
一时间，人们似乎从对关注拆违的报道中转到了“朱一民”的点评中，后来，电视台将这个朱一民名号的前面冠上了社会观察员的称。
一时间，更让这个朱一民的身份扑朔迷离，因为他说话言简意赅，观点客观、公正，对事不对人，说出了广大市民的心声。从他的口气和站位来看，人们就猜测这个朱一民可能是居住在阆诸的国家大部委的离退干部。
党伟应江帆的要求，结合了社会观察员朱一民的点评，写出了一篇从城市违建看城市综合管理水平的内参文章。所不同的是，这篇内参党伟没有送到任何部门，而是传真给了江帆。
传真机的这边，江帆已经等待多时，当接到这篇文章后，江帆就给佘文秀打电话，此时佘文秀还在北京“住院”。
不知为什么，江帆始终认为佘文秀的“病”和两件事有关，一个是沙洲的电话，他是躲了，将这一摊子撂给了江帆，让江帆自己去收拾。二是他在北京进行危机公关。
其实，不光沙洲，拆违工作之所以将强拆的期限延长，是因为方方面面说情的人都出来了，沙洲只是目前最大的官而已。
江帆知道，有多少人或打电话或亲自来他办公室说情，就有多少人到了佘文秀那里，自从聂文东的案子出来后，佘文秀尽管还在市委书记的宝座上，但他为人做事已经明显比过去低调了许多。
他在经历了最初聂文东倒台的喜悦之后，随后自己也感到了危机四伏。社会上普遍的说法是佘文秀，用三国志的手段绊倒了聂文东，因为大家都知道佘文秀是省三国文化研究协会的会员，还是副秘书长。
来自上面的压力和同僚们的议论，让他一度陷入了人不人、鬼不鬼的境地之中，那些聂文东的同党们，更是咬出了佘文秀的种种问题，使得佘文秀自从江帆来后的这段时间里，研究工作明显少了，大部分时间都在上蹿下跳地进行危机公关，疲于应付各种调查。
他的这些情况江帆非常清楚，但他不关系那些事情，他关心的是能够将自己治理城市的理念贯彻下去，将阆诸市建设成一个繁荣、文化、绿色、靓丽的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的中等城市。
江帆曾经在多次会议上剖析了自己的观点，阆诸没有先天的自然优势，搞不了大手笔的旅游，更不能引进一些大的项目，首都的近邻，上不了那些核电、风电等大的项目。
因为许多大项目都是大污染，只能因地制宜，瞄准首都，全面打造一个服务型、宜居性的绿色城市。他说到就做到了，引进的乳业加工厂就是一个服务型的项目，不仅安排了几百人就业，将来还可以带动阆诸养殖业的发展，奶品直接供应首都和周边地区。
牛奶，是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饮品，这个项目是永远的朝阳产业，无论怎样升级换代，牛奶都是牛奶。
所以，佘文秀干嘛他不管，他只做自己该做的，按照政府年初的规划，按部就班地进行各项工作。
尽管佘文秀不在家，但江帆有事该请示照常请示。
于是，他将手里党伟的传真稿跟佘文秀做了汇报。
电话里，佘文秀沉思了半天，说道：“江市长啊，你就是不说我也想给你打电话，我走的这几天里，听说电视台有个社会观察员，好几次点评拆违工作，我已经给蔡枫说了，停掉他的发言，电视台不许再播他的点评。”
江帆说：“是的，昨天已经没有他的点评了。”
佘文秀说：“尽管他的发言是出于善意，但却把我们的工作推到了墙角，我们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我批评了家实和蔡枫，怎么能这么干，我不家，你们连这点主儿都不敢做吗？是怕担责任还是嫌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