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鲜电影，始于1903年。
1903年，从法国进口的纪录片《电影放映机》在南鲜放映，电影正式进入南鲜。1910年，朝鲜被扶桑占领，电影、报纸等开始被严格控制，这导致南鲜和朝鲜电影的诞生要相对晚于其他国家。1919年10月27日，金陶山和民族资本家朴胜弼合拍的《义理的复仇》上映。这是第一部由南鲜人自己独立拍摄的影片，标志着南鲜本土电影正式诞生。1926年，25岁的罗云奎执导的《阿里郎》上映。这部洋溢着南鲜民族特色的里程碑式作品，开启了南鲜的默片时代。在该片的带动下，从1926年到1930年，南鲜拍摄了许多隐晦表达抗日情绪的默片电影，这段时期被称为南鲜电影的“第一次黄金时期”。
1930年起，扶桑人对南鲜影片再度加大审查力度，南鲜电影创作量从每年10多部锐减到2或3部，市场则由扶桑和欧美电影占领。1935年，南鲜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片《春香传》上映，然而很快便进入了漫长的朝鲜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由于战火影响，南鲜电影便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总的来说，诞生在战争年代的南鲜电影，产业发展极其缓慢，未曾形成完整的产业结构。作为殖民地，南鲜本土电影在内容创作上被严格地控制和限制；其他外国影片也要经过审查筛选才能进入，多数被用来作为殖民者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改造的工具。
直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终于正式结束，南鲜局势趋向稳定，政府开始制订政策刺激电影产业。1954年，李承晚政府颁发“国产电影入场税免税措施”，对影院放映国产电影免收营业税，这是南鲜最早的电影振兴政策。1959年，政府又颁发“国产电影制作奖励补偿措施”，对在电影节上获奖以及观众反响很好的优秀国产电影的制作公司奖励一定数量的外国电影进口权。
一方面是战后社会稳定，经济恢复，另一方面是政府相关政策刺激，由此55到59年间，南鲜电影产量迅速增加。由此可见，政策对电影产业的影响有多大。
然而从1960年起，南鲜政府对进口电影就开始直接施行管制，不需要再对国产电影免税激励，因此“国产电影入场税免税措施”被取消。1961年，朴正熙发动“5·16”政变，上台后以铁腕统治来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电影业当然也不例外。
1962年，南鲜颁布第一部《电影法》，将电影纳入国家行政体系，由国家主导进行产业化，并在1963、1966、1970年对其进行了3次修订。电影法及其前3次修订案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政府对电影的管制，而这直接导致了南鲜电影产业链的重组和新的产业结构的形成，并刺激了南鲜国产影片制作量的快速增加——当然，质量并没有像数量那样飞升。
总而言之，战争结束后，南鲜电影在内容创作方面的审查更加严格，只不过这一次的审查不来自殖民者和侵略者，而是来自本国政府。在电影产业方面，政府倒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试图促进产业发展，然而结果并不理想。不过，由于60年代时电视剧还不发达，娱乐手段相当单一，看电影成为民众主要的娱乐活动。从1961年到1969年，银幕数从302块增长到659块，人均观影次数从2.3次增长到5.6次，平均票价则从0.58美元增长到1.04美元。总而言之，尽管现实依然困难重重，但南鲜电影还是迎来了全面复苏，也正是因此，这段时期被称为南鲜电影的“第二次黄金时期”。
南鲜电影发展到今天的振兴状态，走过了漫长的历史。1900年初，南鲜电影主要以短片的形式上映，相应的短片影院也随之形成。在这以后的50-60年代，以申星一、严莺兰等年轻影星为代表的“赤脚青春”等红极一时的影片，是那个时代的标志。
直到进入70年代，电视走入寻常家庭，电影业正式进入衰退期。但这一时期仍出现了“星星的故乡”、“冬女”等描绘年轻人爱情故事的畅销电影。
但不管怎么说，经过“第二次黄金时期”而艰难复苏起来的南鲜电影在70年代遭遇巨大困难。不仅要应对电视机疯狂抢夺观众，还要在军人独裁政权的强制干预下寻找一线生机。被政府控制的电影公司之间缺乏积极竞争，制作国产片只是为了获得外国片进口配额，这导致很多影片沦为迎合政府的宣传片或低级趣味闹剧。短短6年，人均观影次数便从5.3次锐减到1.8次，不能不说是一次巨大危机。
一直到80年代开始，南鲜社会终于开始迎来民主自由化，呼吁放开电影管制的声音越来越高。1984年，《电影法》实施第5次修订，广受诟病的特惠性垄断结构终于被打破，电影市场彻底开放，独立制片和小制片公司获得发展机会，电影制作量开始稳步增加。自此，南鲜电影产业由垄断结构转为自由竞争。1986年，《电影法》实施第6次修订。这次修订案的意义更加重大：电影“审查制”终于被废除，电影工作者获得了期盼已久的创作自由。在自由贸易大势和美国通商压力之下，南鲜政府决定对外国彻底开放电影市场，取消“进口配额制”，电影进口完全自由化，并且允许外国电影公司在南鲜直接发行电影。同时取消的还有“国产电影制作奖励补偿措施”，不过，针对院线和影院的“一年至少放映国产片146天”的“银幕配额制”仍保留着，作为仅剩的国产片保护政策。
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