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在唐人所能够定居和扎根的地方，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道州郡县行政体系，而非过往的那种松散不定，只提供有限贡赋和军役，而大部分时间自行其是的各种羁縻属，可以相比的。
当然，在整个经营和开拓的过程中，自然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是温情脉脉式的田园牧歌作风。从改土归流再到移民填户和对土族的归化改造，总是不乏一些既得利益的受损者。
因此，总有为数众多知名或不知名的土著部帐和氏族，在不识趣或者不甘心的情绪当中，化作为了被大唐的历史车轮，碾碎碾过的诸多碎土石块之一。
在此期间，如果能够侥幸有人幸存下来的话，将会以另一种方式，在海藩的种植园和开拓地里，以藩奴的身份继续发挥剩余价值，重新开始另一段人生和将来。
因此，在大唐中兴以后的数百年间，这种腾地换种和归化的过程，还在断断续续的进行着。
就算在分藩之后，这种格局和体制也被保全沿袭了下来，而成为各家通用的常态，因此，从语言衣冠的人文风俗上说，大多数地方已经与汉地相差不大了。
因此，现今的安东都护府内，除了在较为富庶的南部，长久东西对峙的罗氏和薛氏两大体系之外，还有一个相对松散北部联盟，主要是来自相对贫瘠而苦寒，而靠近草原地带的北方诸侯。
主要散步在铁利都督府（吉林西部治今佳木斯）到忽汗州（敦化）之间。他们大多数以厌倦了两大世系之间的内战动乱，而乘着原本拥有压倒性力量的，薛氏和罗氏都被严重削弱之际，纷纷脱离抽身出来抱团，隐然成为第三股势力。
不过，因为是松散的联盟，再加上地广土瘠，残余的土蛮杂处，他们的立场也比较混乱，除了不参战之外，很难形成步调一致的结果，反倒是与邻近的草原部族势力，相互攻掠而打得不可开交。
如果，有一方试图予以压制和威胁的话，他们就会抱团起来共同对抗，而倾向另一方，由此形成某种有限的平衡。
只是偶然，还会被一方劝诱南下袭扰，而打破这个平衡，陷入新一轮乱战当中；这也成为罗氏或是薛氏，长期无法投入全力对抗彼此，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相比在北朝的体制下，已经形同藩镇化的薛氏及其追随者；作为罗氏外围和追随的本地诸侯，则还剩下大小二十几家。
其中大都集中在辽郡后方，鸭绿江到萨水流域的广大地区内，因为长期受到罗氏的庇护，而按照从属盟约提供相应劳役、兵员和财赋。
只是，因为新罗江原道发生的，后百济复国之乱，这些地方的诸侯，也有些不安稳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