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0时，近卫第37师第109团被敌坦克和步兵击溃。该团战士钻进地下室和楼房，在包围中继续战斗。敌人使用了喷火器对付他们。我们的战士只得一边回击，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一边抓紧时间扑灭烈火。”
克雷洛夫正在报告的过程中。忽然格拉德舍夫带着一名提着小皮箱的军医走了进来，古罗夫连忙抬手打断了他，示意先让军医给崔可夫检查一下。军医的动作很熟练。没用几分钟就检查完毕。
当他收拾箱子打算离开时，古罗夫叫住了他。指着我对他说：“军医同志，奥夏宁娜同志和司令员一样，刚刚也被倒塌的房屋埋住了，您帮她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军医点点头，走到了我的面前，让我坐在凳子上，翻起的我眼皮用手电筒照了照。随口问道：“将军同志，您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虽然说得很客套，他的语气中明显地透出了一股不耐烦。
我本来想立即打发他走，但想着自己的头还是晕沉沉的，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军医同志，我的头部刚才被砖石砸了一下，现在有点晕乎乎的。”
听我这么说，原本心不在焉的军医也紧张了起来，连忙追问道：“被砸在哪个位置？”
我摘下钢盔，指着自己的后脑勺说：“在这里！”
军医连忙贴过来。伸手摸着我的头发，仔细地检查上面是否有伤口，过了一会儿。他口气轻松的说：“将军同志，您的头部没有流血，可能是轻微的脑震荡，休息两天就好了。”
虽然军医的检查过程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敷衍了事，但既然他说没事，我的心里也就踏实了。我连忙把钢盔拿在左手，伸出右手去和他握手，感激地说：“谢谢您。军医同志。”
“天啊，奥夏宁娜同志。”古罗夫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我的身边。吃惊地盯着我手上的钢盔说道：“你的钢盔是怎么回事，怎么有那么大的有凹痕啊？”
听古罗夫这么说。我连忙把钢盔拿到眼前。不看则已，一看吓了一跳，钢盔的后半截不有个拳头大的凹痕，十之**是刚才落下的那个砖石砸的。幸好我命大，如果砸在没有钢盔遮挡的部位，我可能已经去见马克思了。
军医见到钢盔上的这么大的凹痕，也不再像刚才那么随意了，他从皮箱里拿出几样药，递给了我，正准备吩咐注意事项时，外面传来了巨大的轰隆声。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动静，军医忍不住嘀咕了一句：“该死的德国佬，又开始炮击了。”
我接过军医递给我的药，发现只是普通的阿司匹林，但还是努力在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向军医表示感谢。军医一边礼貌地回应着我，一边再次收拾起他的小皮箱。
就在这时，格拉德舍夫灰头土脸地从外面冲了进来，向着古罗夫大声地喊着：“司令员、军事委员同志，不好了！敌人的一颗炸弹落下来，炸塌了我们两个掩蔽部，将躲在里面的指战员全埋住了，我已经让警卫连的战士赶紧挖土抢救了。”
古罗夫听完后，冲着拎着小皮箱的军医说道：“军医同志，既然是这样，您就跟着少校去看看，尽量抢修那些受伤的指战员。”
等军医和格拉德舍夫离开后，克雷洛夫继续汇报说：“我在11时接到报告：步兵第112师左翼被突破，大约50辆德军的坦克碾过了该师的防御阵地。司令员同志，您也知道，该师曾历尽艰险，在顿河西岸、顿河、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等地，参加过许多战斗。到10月13日，全师只剩下以师长叶尔莫尔金上校为首的不足一千名战士了。目前他们组成零散小分队和守备部队，在各个独楼里，在拖拉机厂的车间里，在尼日内镇和伏尔加河的陡坡上，继续和敌人英勇地战斗着。
11时50分，敌人占领了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体育场。深深地楔入我防御阵地，离拖拉机厂不到一公里了。体育场南面是一片石头建筑物，有个叫做六面街区的地方已成为我军的支撑点。守卫它的是近卫步兵第109团的一个营，配备有火炮。这个街区已几经易手。团长奥梅利琴科亲自率领反冲击的小部队和敌人战斗。”
正说到这里，不远处的一个报务员忽然摘下头上的耳机，冲着克雷洛夫喊道：“参谋长同志，是近卫第13师的师长罗季姆采夫将军，他说有重要的情况要向您汇报。”
克雷洛夫没有马上到报务员那里去，而是冲我招招手。等我过去后，他将手里和桌上的电报纸一股脑地塞进了我的手里，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奥夏宁娜同志，现在由你来给司令员念我们收到的战报。”说完转身去接电话去了。
我苦笑了一下，翻了翻电报，开始为崔可夫念了起来：“近卫步兵第37师报告：德国鬼子到处出动坦克进攻……我们的坦克在阿纳尼耶沃地段作战击伤它们4辆，而在特卡琴科附近，击伤2辆，第118团2营的近卫军人击毁2辆。第3营正坚守着冲沟一带的阵地，但坦克纵队已突进扬塔尔纳亚。
近卫第37师的炮兵报告：‘我们将炮口直接对着坦克射击，击毁5辆。’
近卫第37师师参谋长布鲁什科同志向集团军司令部报告：‘被敌坦克楔子分割开的普斯塔夫加罗夫的近卫军人们（近卫第114团），组成小分队，固守在楼房和废墟里，在敌合围中战斗。敌坦克潮水般冲击着坚守在阿纳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