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车队通过马马耶夫岗和107.5高地时，天色已渐渐地暗了下来。我望了望车窗外越来越暗的天色，随后扭头和基里洛夫商议：“政委同志，您看，天已经黑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先找给地方把部队安顿下来？”
听我这么说，基里洛夫先是一愣，接着反问道：“奥夏宁娜同志，部队今晚不进城了？”
我摇摇头，回答他说：“我们不熟悉城里的情况，贸然把部队开进城去，在夜色中很容易和友军发生误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所以我打算让部队先到马马耶夫岗后面的居民点集结，您和班台萊耶夫召集各团的团营级指挥员开个会，研究一下明天的战斗该怎么打？”
基里洛夫等我说完，好奇地问道：“奥夏宁娜同志，您不和我们一起去居民点吗？”
“我也立即赶到集团军司令部，找司令员了解一下柳德尼科夫师的情况如何，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出明天的作战计划。”
“为了您的安全起见，我认为您至少要带上一排的战士。”听说我要到集团军司令部去接受任务，基里洛夫又为我的安危担心起来，所以絮絮叨叨地叮嘱我要多带部队一起去。
其实就算他不说，我也会为自己的安全考虑，胜利已经在望，要是我这个时候被一颗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过来的子弹打死，那可真太冤枉了。
我平安无事地来到了集团军司令部，一走进门就被面朝着门口坐的克雷洛夫看到了，他扭头冲旁边说了一句：“奥夏宁娜同志来了！”说完便起身迎了上来。同时主动地向我伸出了双手。
我和他握手时。见桌边又站起几个人。我定眼一看。发现原来是崔可夫、古罗夫，还是政治部主任瓦西里耶夫。和克雷洛夫握过手以后，我又走过去向他们几人敬礼握手。
打完招呼，崔可夫就询问起我师和顿河方面军会师的详细经过。虽然以前我曾经发过几次电报，向集团军司令部报告过此时，但此刻见崔可夫想了解具体的情况，于是我又从座位上站起来，向他们详细地汇报了一遍。
我汇报的时候。见在座的人都是一副安之若素的样子，心中不禁暗想：难道柳德尼科夫师已经打破了德军的包围，否则他们的表情都是这么镇定呢？
等我的汇报一结束，古罗夫就扭头对崔可夫说：“司令员同志，怪不得这两天德国佬在城里的进攻完全停止了，原来是罗科索夫斯基将军所发起的进攻，有利地牵制了德军的主力部队，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抽调部队去填补那些被我军打开的突破口，所以无力再在城里和我们进行城市的争夺战。”
“这样也好。”崔可夫意气风发地说道：“既然德国人没有能力进攻我们，那么就换我们去进攻他们吧。”
我因为关注着在柳德尼科夫师效力的卡尔波夫上尉。所以等崔可夫一说完，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司令员同志。不知道现在柳德尼科夫上校的处境如何？”
崔可夫抬头看了我一眼，把头转向了克雷洛夫所在的方向，吩咐对方：“参谋长同志，还是由您来向奥夏宁娜同志介绍一下柳德尼科夫上校的情况吧。”
克雷洛夫点点头，站起来对我说道：“奥夏宁娜同志，柳德尼科夫师被德军包围伏尔加河边一块长一公里，宽三百米的狭窄地带。大反攻开始后，我们曾经命令和该师只间隔三百多米的戈里什内上校的步兵第95师，和柳德尼科夫师一起对驻扎在中间地段的德军实行相向攻击，以达到打破包围，实现会师的意图。
战斗开始后，两个师的指战员都表现得很英勇，特别是柳德尼科夫师的不少指战员，在弹药用光的情况下，扔下手里的枪支，握着手榴弹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向前勇敢地前进，用手榴弹炸掉了一个又一个被德军占据的火力点。第一天战斗结束后，两个师伤亡了将近五百人，可只向中间推进不到一百米。我们晚上研究战报时发现，只靠步兵的进攻，我们既无法歼灭前出到‘街垒’工厂区域的敌人，也无法将柳德尼科夫师尽快地解救出来。因为我们既没有坦克，也没有预备队。
我们该怎么办？怎样才能把柳德尼科夫师解救出来？
正当我们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好办法时，集团军炮兵司令员霍加尔斯基忽然提出，说在这种时候，我们在伏尔加河左岸的大炮就能派上用途，可以用东岸的炮火来消灭敌人。
霍加尔斯基将军刚提出自己的建议，坦克兵副主任魏茵鲁布中校就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说我们要实施这一作战方案有许多困难：要非常准确地对敌人的每个据点实施射击，这需要神炮手。神炮手我们有，但要从西岸进行射击校正却很困难，因为流冰的冲击经常使有线通信中断，而无线通信效果又太差、很不可靠。
针对魏茵鲁布中校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们经过反复的研究和验证，最后决定把敌人占领的地段，由北向南、从伏尔加河到最前沿，用从东岸能看得很清楚的标杆做出标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法西斯分子圈在里边的宽约600—800米的大走廓。我们的炮兵，从东岸清楚地看到这条走廓，就能弹无虚发地轰击敌人的火力点。
接瞄准射击是留在西岸的校射员的帮助下进行的，他们观察并准确地指出目标和落弹偏差，把结果报告给各炮兵观察所，后者再转告发射阵地。
柳德尼科夫和戈里什内的步兵分队，看到我炮兵对敌人实施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