兀朮所将，号常胜军。……其所将攻城士卒好铁浮屠，又日铁塔兵，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拒子马，人进一步，移马子一
步，示不反顾。
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来，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军。
（六月九日）刘某出军五千人接战，……始与虏骑往来驰逐，后直冲入虏军中，手相扯捽，刀斧相斫，至有提去虏兜牟而刺之者。军士有中刀洞心而犹刺虏不已者，有偶失地利与虏相抱于城濠而死者。
血战自辰时致申，虏乃败走，横尸遍野，不知其数。刘亦敛兵入城。兀朮大怒，亲拥三千余骑，直扣东门，射城上人，着城上炮架皆满。又被城上军以劲弩射走。
兀朮既大败，乃移寨于城西门，开掘濠堑，……欲为不战之计而坐困顺昌。……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
汪若海的这几段记述，有一部分是从《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抄袭来的，但也有一部分为该《录》所不载，则应是从一些“亲自临阵之人”或“被掳得脱之士”寻访而得的。其中对于“铁浮屠”和“拐子马”做了更具体的解释，那就是：所谓“铁浮屠”者，除为《顺昌战胜破贼录》所说的，“重铠全装”做了详细的说明，如“
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诸事之外，还要“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所谓“拐子马”者，则是列置在左右两翼的女真铁骑的一种简称。
汪若海对拐子马所做的解释是正确的，对铁浮屠所增加的“三人为伍
”等解释则全然错误。然而到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却又合二而一，把汪若海对“铁浮屠”所做的错误解释移用到于“拐子马”身上去了。从此便以讹传讹，遗误千古，故不可不加辨正。
三、岳珂《鄂王行实编年》所载郾城战役中的“拐子马”
岳飞是一个喜欢招揽文士的人。在他的军营中经常有大批的“效用使臣”。当他的军队在绍兴十年（
1140）夏、秋间在颖昌府、郾城县等地与金军对战时，随同部队在战地的这类文士必也不少。他们亲眼看到了这几次战役的实况，必也有人将其全过程记载下来，像杨汝翼记载顺昌战役那样。不幸是，到绍兴十一年底（1142年初），秦桧便对岳飞下了毒手，使他父子惨遭杀身横祸。从此以后，凡与岳飞往还较多的人，便被目为“交通叛将”，曾做过他幕僚的人，更不免被深文周纳地加以这样那样的罪名，他们的身家性命全受到严重灾祸。因此，凡属记述岳飞平生事迹、特别是战功的文字，以及和岳飞相往还的书札之类，在这时便大都由原作者自行销毁，希图借此灭迹免祸。郾城战役的经过。虽然也必有身临其境的文士、使臣之流曾加记述，在岳飞身遭横祸之后，这些记载也必然都随之而灰飞烟灭，自也可以断言。基于这些因由，我们现时所能看到的关于郾城战役的最早记录，是在岳飞身死六十多年之后，由他的孙子岳珂写入《鄂王行实编年》中的如下一段文字：
先臣自以轻骑驻于郾城县，方日进末已。……日出一军挑虏，且骂之。兀朮怒其败，（绍兴十年七月）初八日，果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伪昭武大将军韩常之兵逼郾城。先臣遣臣云领背嵬、游奕马军直贯虏阵，……鏖战数十合，贼尸布野，得马数百匹。……
初，兀朮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凡三人为朕，号“拐
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是战也，以万五千骑来，诸将惧，先臣笑曰：“易耳！”乃命步人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既相联合，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坐而待毙。官军奋击，僵尸如丘。兀朮大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拐子马由是遂废。
岳珂之编写《行实编年》，是在宋宁宗嘉泰三年（
1203），其时上距岳飞之死已经六十二年，岳飞生前所带领的兵将，假如在岳飞受害时年仅二十五六岁的，到这年也已将近九十岁了，必不可能还有还有几个活在人间的。因而岳珂对于郾城战役的那段叙述，必不会是从亲自参与那次战役的兵将口中听来的。但岳珂编写此书时所依据的文字资料，绝大部分我们现时都还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较为冷僻的，后来也被岳珂收录在
《金佗稡编》和《金佗续编》当中了，而在上述这些资料当中，却全无详述郾城战役的文字。岳珂为求能够把这一空白补充起来，而且要把它补充得有声有色，他便东拼西凑，把杨汝翼、汪若海记载顺昌战役的两文取来参考，摘录了两文中的某些段落，稍加窜改，即移用了来，充作郾城战役的具体内容。例如，“贯以韦索”和“三人为朕”，即是把汪若海《札子》中的“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稍加改动而成的。而把“铁浮图”和“拐子马”合二为一，则是岳珂把见于杨、汪二文中的两个各不相干的名词有意加以混淆的。“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更是岳珂专凭臆想而创为之说的。
在《鄂王行实编年》成书三年之后，即
年，南宋王朝的史官章颖以为，刘锜、岳飞，李显忠和魏胜这四员大将的遭遇都很不幸，遂为他们各写一传以事表扬，合编为《南渡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