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时雍和徐秉哲在金军南侵时，投降了金国。后来受完颜长之派遣，投到邓王赵恺麾下卧底。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在赵忱复国之后，才逃过了一难，不仅留了一条命，而且还挂了个闲职官阶。不过两人都不甘寂寞，还想一朝东山再起，因为他们与史浩有几分交情，因此才投到史弥远的门下来。
而史弥远也正想扶植自己的力量，因此欣然接受他们。并保举王时雍为南昌知县，徐秉哲为新建知县，这两个地方都隶属于隆兴府管辖，都是重要的县所。史弥远也一在提醒两人，这时一定要收敛，管好地方，好为长久之计。那知这两个人刚当上知县还能奉公淸廉，但过了不到一年，又开始不老实，借行新法之机，中饱私囊。气得史弥远大骂两人是烂泥不上墙。
就在这时，卫泾勿匆跑进大堂，大声道：“史大人，大事不好了，湖南路发生了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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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建康朝廷下旨, 派遣御使去各地巡查新法的施行情况的时候，荆湖南路潭州治下的宁乡县和湘乡县相继发生了乡民抗交春税，甚至是围攻县衙的事情。
居荆湖南路制置使魏杞在公文中说，事情的起因是下乡催交春税，有农户便向官着述苦，说新法施行，将会使自己付担加强，接着下乡清丈土地的官员遭到村民的围攻，后来发展到有数千百姓，围住县衙门囗，强烈要求费除新法的地步，局势一度十分混乱。幸好潭州知州孙涛亲自奔赴两地，好言安慰，才暂时平息了百姓的愤怒，撤了县衙之围。不过仍然拒交春税。要求朝廷不要在潭州施行新法。
公文传到建康之后，朝野上下再一次被震惊。民变是历朝历代都非常忌讳的事情，弄不好就会造成朝廷动荡，天下大乱的局面，是任何统治者也不能轻视。
就是当年熙宁变法，虽然也弄得天怨人怒，两党相争，但也没有发生过百姓暴动，抗拒新法的事情。因此在建康朝野上下又一次轩起了反对新法的**，无数的官员、学子纷纷上书朝廷，要求废除所有新法，并罢黜所有参与新法的官员。
连钟山书院里的学生们也都对新法实施议论纷纷，当然是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展开了多次争辩，一时之涧甚致盖过了学术之争。幸好吕祖谦、朱熹、陆九龄、陆九渊等几人都老于事故，在这个时候都还沉得住气，并没有参与其中，同时也严厉约来自己的弟子，千万不要做得太出格。因为这几个人心里都明白，虽然朝廷申明，不会干涉书院内部的教学事务，但并不等于在书院里就能无所顾忌。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时候说，心里都要明白。
而在朝中就管不了那么许多了，梁克家和洪适抓住这个时机，不遗余力的拼命攻击新法，洪适甚至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拆, 洋洋万言，列举了新法的十八条罪名，将新法全部贬为是横征暴敛，误囯害民之策，强烈要求朝廷废除所有新法。而赵汝愚则与之针锋相对，逐条反驳，寸步不让，认为目前出现的问题只能说明新法本身还有漏洞，或者是地方官员执行不利，还有朝中的大臣监督不利，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逐步完善的，逐步解决的事情，而不能完部怪罪于新法。
而在两淮视巡了一圈之后，韩彦直和刘珙在亲眼前到了新法的初步效果之后，也逐渐接受了新法。因此回到朝中之后，也帮着赵汝愚说话。认为这时不宜鲁莽停止新法，而是应该査明原因之后，再作决定。双方都一帮人帮着摇旗呐喊，都各自寻经具典，各抒己见，争执不下。而保持中立的陈俊卿这时也不知该如何才好，只能一筹莫展。
而奇怪的是一向最坚定支持新法的皇帝赵忱这时却一反常态，任由双方争吵不休，并不作任何意见。朝中连续争吵了几天之后，双方也都自觉无趣了，这才想起来，如果皇帝不表态，自己这些人吵得再凶也没有用。因此双方都一致转向，请皇帝来拿个主意。
见众臣都不再争吵了，赵忱这才下旨，任命杨炎为荆湖南路安抚使, 统领两万禁军，驻扎荆湖南路，平息民变，并且查明民变的原因。
这一下众臣又一次炸了锅，谁也没有想到皇帝会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发生了民变，朝廷派军队平息也是正常的事情，不过大宋一向重文轻武，一般都是由文官出任地方，极少派武将。
因此梁克家急忙出列, 道：“陛下，巡抚地方，历来都是文官的事情，怎能启用武将，荆湖南路制置使魏杞尚在，岂能轻率罢免，还请陛下三思。”
赵忱皱了皱眉，道：“荆湖南路发生民法，岂不是制置使的责任吗？何况平息地方暴乱，正要用兵，文官恐怕也难以胜任，当年杨驸马曾在广南平定摩尼教作乱，正是合适的人选。”
洪适忙也出列，道：“湖南路之事与广南不同，只是民变，并未发生暴乱，更勿论是乱臣贼子借机作乱。岂能一概而论，何况现在湖南民变的原由也尚无定论，怎能以此来定是魏杞之过，还请陛下收回成命，另选他人前往湖南调查。”
众人又是好一番争论，最后连陈俊卿也出面制止，最终还是赵忱做出让步，改任杨炎荆湖南路兵马都总管，率军进驻湖，平息地方动乱，但同样俱有调查民变的权力。洪适一见，忙又推荐王淮为荆湖南路提刑点狱使，与杨炎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