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康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兼营田大使、臣王炎状奏：今据诸军申到收复下项：据兰州驻军都统制杨昌鹏申：三月二十九日午时，逢西贼将军野利刚宪、李卫等率马军三千余骑，渡河犯我边境。昌鹏于离兰州五里白岗村设伏，诱贼军入村，伏兵杀出，昌鹏自领军断贼后路，当阵刀斩西贼将军野利刚宪，大败贼军。斩首两千二百三十九人，俘虏七百四十人，生擒到番贼副将、偏将李卫等七人，并夺到战马一千两百五十匹，刀枪旗帜等，委获胜捷。”
这份捷报从四川传到建康时己是四月十日，这以经是从兰州到建康最快的速度了。接到这份捷报之后，朝廷上下都为之一振。这是自西夏开始侵扰大宋西北边境以来，宋军获得的首个胜仗，而且基本是全歼这支来犯的西夏军，战果也十分可观。令赵忱大为安心。杨炎说得果然没有错，这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西北就有报捷传来了。
而且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在随后的半个月时间里，建康朝廷又连续收到五份西北的捷奏，其中一份胜捷，三份小捷，还有一份是败绩。虽然后来的战果都不及杨昌鹏的那一次，但必竟是胜多败少，比起一个多月以前来，以经好得多了。可以说西北边境的宋军在渡过了最初的措手不及之后，终于稳定了下来，开始显示出自身的战斗力了。
其实就是一个多月以前，宋军也没有遭到多少败绩，只是每一次西夏军都能从大宋境內杀死并抓走大量百姓，而且面对西夏军的多点出击，同时又是全骑兵，来去迅连，这才显得宋军对西夏军似乎毫无办法。但随着宋军调整了战术，将百姓全都迁回城中之后，西夏军的优势也就大大降低了。
而杨昌鹏又釆用在城外村子里设伏，将西夏军诱入不利于骑兵发挥的村落中，首次大败西夏军。而在主动出击时，又釆用杨炎的建议，集中兵力，围歼一路西夏军。双管齐下，终于一举扭转了在一个多月以前，宋军始终被动挨打的局面。
而两员西夏军的主帅嵬名继忠和高山都见最近一段时间西夏军连吃败仗，也知道宋军以经找到对付西夏军的办法。立刻下令停止了劫掠行动，再另想其他办法。
金军也如杨炎所说一样，虽然再边境曾加了兵力，但也并没有任何有意入侵大宋的迹像。只是加强了榷场商人的管理，由其是严格控制马匹的走私，也使大宋这几个月来，收购的马匹数量急距下降。去年一个月最多可以买到两千多匹马，但到了今年，一个月能够买到二三百匹，就算不错了。不过总算是边境没有发生什么冲突事情，对此朝廷上下以经十分满意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对现在的结果都感到高兴，前一段时间借边境告急，引发朝野上下攻击新法的大臣们这时也不免有些失望。因为失去了边境的压力，反对新法的效果就将大大降低。因此私下里甚至还有有些人埋怨西夏虎头蛇尾，金囯胆小如鼠。如果再继续在边境向朝廷施加压力，说不定这时皇帝以经下旨，停止所有的新法了。
随着边境局势的逐渐稳定，反对新法的声音也大大降低。江南西路转运使史弥远首先上书朝廷，本路反对新法实际是几个拥有大量土地的大户，不满朝廷查出了他们家隐藏了大量私田挟户，才故意煽动佃户闹事，现在都以经依法处理。两浙路的制置使岳霖也上书朝廷，情况也与江西路大致相同。
而派到各地视查的御使也纷纷转回建康，带回来的消息表明，在两淮、两浙、两江、两广等地，新法实施基本情况都是好的，只是由于各地方的俱体情况不同，难免有所偏差的地方，同时有些地方也存在地方官员执行不力，甚至借实行新法之机，收敛钱财，坑害百姓的现像。这些问题基本都不出原先的预料，而且都可以逐步完善和改正的，与新法本身的对错，并无多大关系。也使赵忱大为放心。
朝中支持新法的官员这一段时间都大为得意，颇有扬眉吐气之感。而反对新法的官员也并没有垂头丧气，因为反对新法呼声最高的两湖路至今还没有具体的消息传回来，由其是激起了民变的荆湖南路，朝廷派出杨炎、王淮和內侍纪维忠三人前往调查，这都过了一个月了，虽然迅速平息了地方的民变，没有酿成动乱，但这次民变的具体原因，还没有一个完全结果。
从他们发回朝廷的公文看，调查取证的过程十分难困，许多当事人和官员不是失踪就是一囗咬定，是新法不好，再就是缄口不言。连宁乡、湘乡两县的知县都告病在家，不理县事了。
因此从表面上看，现在是支持新法的官员大占上风，但这次轩起的反对新法之争的最后结果如何，还很难预料，反对新法的官员依然还有机会。
到了四月下旬，两湖路还没有具体的结果，梁克家、洪适等人也在朝中展开了反击，坚持认为湖南路民变的直接因素就是新法害民，理由就是杨炎等人至今也没有查出别的原因来。这说明新法确实存有一些害民的地方，虽然在别的地方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并不等于就能适用于全国，就算不马上取消新法，也应该立刻停止在湖南路施行。
虽然赵汝愚在朝中竭力反驳梁克家、洪适等人的意见，但苦于对两湖路的情况没有太多拿得出手的证据来，也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因此反对新法的官员渐渐的又扳回了劣势，胜负到还未必可知。
而皇帝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