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封建王朝就会提起官吏，事实上官与吏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官是一定要通过科举考试的，而吏则并不需要。最基层的官，即县令，辖内人口少则几千，多则上万户。
有趣的是，为了避嫌县令必须避开祖籍地，去外地上任，所以县令上任后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就是语言不通。这时候官就必须借助常年身处地域社会的地方精英—吏与乡绅的力量。官员任期极短，纸面上是三年一换，事实上平均两年左右就会调任。
官员在任期间，基本只要能保证税收到位，没有动/乱的话，其他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由于官对于本地事务一无所知，而且也没有太大兴趣，所以他们的普遍做法是“包办”，把公权力让渡一部分给吏。
吏大都是本地人，与官不同的是，吏常年呆在同一个衙门，协助不同的官员。吏大都会说官话，能跟官进行交流，他们基本是没有薪水的，只能通过官让渡过来的那部分权力来养活自己。举个例子：假设官需要上缴1000两税银，因为他不了解地方状况，不知道谁有钱谁没钱，而且语言不通。他就只能把公权力让渡给熟悉地域社会的吏，让他来包办。至于之后这些税银怎么交，交多少，吏自己装腰包多少，这些官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吏能按时上缴1000两，并且不至于动/乱就行了。与此同时，我国古代集权政府基本可以看成是一个“低税收，低福利”的政府。
与同时期欧洲以及日本这些封建制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集权政府与地域社会有一定的距离，而且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不愿意插手地域社会，福祉、治安、基建很大一部分要地域社会自己来承担，地域社会不得不进行自治。相对的，税收占收入比例也要比同时期的封建国家低很多。
官吏很少下乡，就连税收都是摊派到乡村，一时半会难以察觉发生在仙台村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
既然是秘密，就会有泄漏的一天，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很快安史之乱就会让整个唐朝陷入纷乱的战火之中，有谁还会注意到小小仙台村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