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史不同，曾以‘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美利坚光晕撬动国内文化变革的胡适正陷入难以言状的狼狈中。神武九年海原大地震让‘塞先生’羞愧的五体投地，他再也不能理直气壮的对那些质疑‘赛先生’的人大喊道：‘拿出证据来！’，因为他自己就拿出不出证据证明y大师在装神弄鬼。
海原大地震如此，东京大地震更是如此——因为海原的前车之鉴，这一次地震不少西化分子专门请了电影公司坐着飞机前去拍摄，准备万一不发生地震好使y大师威信扫地，不想拍出来的结果让看过影片的人全部入教。什么‘赛先生’，狗屁！还是佛祖显神灵。
‘赛先生’断了腿，那以‘赛先生’为依据、打算捆绑销售的‘德先生’也好不到哪里去。等蔡元培京城一亮屠刀，‘德先生’立即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反应到现实中——以前胡适在讲课时塞些自由民主的私货还有学生肯听；蔡元培事后，他在课堂上仅仅夸耀美国都会引起学生们的嘘声，没过多久，他和他那些新派人士就被北大全数辞退了。
后再到燕大，这里虽是硕果仅存的教会学校，但境况并无好转。不说他的名字已被学部礼部牢记，就连燕大本身也被全国士民排斥：有钱人家的子弟一个个退学而去；而没钱人家的学生，毕业等于失业——吏部的潜规则就是不承认教会学校的文凭，商部及中华总商会的潜规则是所有经营实体不聘用教会学校的学生，工部下属国有公司更有潜规则，教会学校学生作为民工替补使用。
如此排斥，此类事情引起的纠纷最后闹到过大理寺，某几个隐瞒身份的教会学生被雇主发现后。起诉工厂总办用工歧视，大理寺判决的结果虽是学生胜诉，但第二天该工厂即到法院申请破产清算。用工厂总办的话说。“生意可不做，银子可不赚。但华夷之防绝不能忘！”一时商界、舆论好评如潮。
就是那么的简单，华夷之别四字即要了所有西化分子的命。这句满清根本不敢喊出的口号，现在被士绅们喊得叭叭响——他们最不能忍受的就是那些穿西装、举文明棍的二毛子混到自己身边来。这群忘了祖宗的东西，既然喜欢西洋，那就滚到西洋去，反正太平洋没加盖，游一游就到了，至于他们的洋大爹会不会排华。他们要不要关木屋，那就看他们运气了。
当然，厌恶二毛子和礼待洋人并无冲突，毕竟人家远来是客，不管其习俗再怪、体臭再浓，我中华都是礼乐之邦，都是要有待客之礼的，万不可学满人那般杀公使、围公馆。假使真要开战，那也是光明正大的下战书，大家结结实实的打一战。
而我中华技艺不如西洋。那就从先秦名家的‘白马非马’开始，补上逻辑思辨这一课，再潜心学习西洋技艺。以取长补短——既然我中华四大发明可由东方传入西方，那为何西洋技艺不能从西方传入中华？至于什么民主自由、布尔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这和技艺有什么关系？难道说四大发明传至西方时，儒家三纲五常也必须传到西方？那美利坚实行就是大民主、就是大文明？我中华稽疑院就不是民主？
……
如此种种，感觉水越来愈浅的胡适真心希望和梁启超合作，共同打破这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落后的社会禁锢，但梁启超显然没有这样的想法。究其原因，那便是梁启超其实是墙头草，欧洲大战之前他认为西方比东方好。欧洲大战之后他的欧游心影录则开始反思西方是否比东方文明，因为在东方绝不会发生如此一场杀人千万。费金兆亿的世界大战。
他在欧游心影录中还很意外的引用了杨锐关于西方文明的形象表述——浮士德，这个因被奢华诱惑而走出书斋与魔鬼签有契约的十六世纪博士。总觉得知识就是道德、科学就是力量，素不知在通过科学获得力量时，人类正在自己埋藏自己，惨烈无比的欧洲大战就是明证。
站在墙头的梁启超左右逢源，哪边占上风他便鼓吹那边的思想，玩的那是一个溜，可同位竞争的胡适就可怜了，他的博士头衔真不如梁启超的举人头衔好用。梁启超西装换马甲，俨然又是一个任公，而他即便脱了西装换上马甲，一样是个二毛子。
腐朽、落后、专制、野蛮、愚民、毫无人性……，凡是恶毒的词语都可以用来抨击当今复兴会、以及复兴会治下的国内的‘落后’风气，但仅仅是抨击而已，还只是小圈子内的抨击。在坊间，这种抨击毫无影响，不但毫无影响，甚至有一种叫做‘杀二毛’的游行在孩童间极为流行。虽然胡适不明白具体过程玩法，但对其中一个情节印象深刻：一个孩子被数人抓住后，被问‘落后还是进步？’，答之‘落后’，即为同伴；答之‘进步’，旁人则大喊‘二毛子，杀！’，几把当作剑的木枝随即砍去。
孩子玩的只是游戏，砍头的只是树枝，游戏后孩童们依旧天真浪漫，不管输赢都和好如初，可那些树枝似乎砍在胡适心里。他此时极为悲哀中华变得强大，要是像前清一样怯弱，对洋人唯唯诺诺那该多好，那时候社会风气是开放的、士绅是趋洋的、自由民主是有人听的。可现在，即便美国也无法使中国变得‘文明’、停止‘野蛮化’，英国则不管你干什么，只要不危害大英侨民和大英商业利益即可，是以失去外国干涉的中华，只能永堕深渊……
*
各国大使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