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五集团军和五集团军南洋纵队旋风般的行动自然是掀起了一场风波，但这场风波的发展，连谢念诚都万万没有想到。
张林甫回去报告江卫后，江卫马上召集了高级军官们开会，很快，他们也想出了对付社会党内的反对派和地方上社会党激进派的办法。
“革命就是你死我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敌人仁慈，那就是对自己残忍。宁可多杀1万，不可让自己兄弟受伤1个！谢总司令说的好啊，我们也应该这么办。”
“你们下去，分头部署，把那些该抓的人都抓起来，该杀的杀一批；看看四川，杀了几十万人，算是杀出一个清静；正因为他们敢杀、能杀，才杀出了现在的局面；你们也要更加大胆一点！”
如果谢念诚知道江卫这样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他真要拿个手电好好照照江光头的脑袋了，不知道他脑袋［无]社会党现在上层和下层矛盾很大；上层的社会党人，多是士绅和资本家；他们要求的就是维护现有秩序。
下层的社会党人，相信的是平均地权、平均资本；他们因为没人带头，所以喊的口号也是乱哄哄的，在有些地方。也干了些杀地主的事儿；他们参加社会党、干革命；图的就是一个改变。
本来呢，上层下层的矛盾，作为领袖的江卫。应该想办法去调节；毕竟大家还是在一个党里，坐的还是一条船。
可惜江卫选择了屠杀。
7月22日，大屠杀开始。
江卫手下的第1集团军各部和各地民团行动起来，搜捕社会党左派积极分子、宣扬其他反社会党高层理论的持不同政见者。
这场清洗运动中，大批社会党中下层党员被杀。如社会党江苏省党部在总结清党经验教训时声称：“清党运动发生以后，本党多数革命忠实份子却失其保障，随时有被土劣贪污构陷罗织之危险。其情形之悲惨，有如丧家之犬。”汉历2015年8月10－11日社会党《中央日报》连载一封题为《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的读者来信。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党地方党员惶惶不安的情形：
本党不幸。为实际需要所迫而有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谄摧残，均在腐化分子一网打尽之中，被殴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杀害者有之，被诬告者有之。被缉拿者有之，被系狱者有之。
清党运动对社会党自残不浅。除一部分社会党青年在这场运动中与被杀外，还有相当多的社会党人因清党而灰心、失望以至脱党。
如汉历2016年江苏省党部举办社会党员总登记时，“党员对党灰心，不来登记者占十之三四；存观望登记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传不登记者十之二三。……
这种情形不独江苏一省为然。广州市重新登记的社会党员不及全市原有党员的10；广东全省申请登记者亦不过原有党员总数的35。在汉口，清党前有党员3万多人，登记时仅5000人。在长沙，清党前号称有党员19万之多，清党后仅剩下“合格党员”1526人。这1500多名“合格党员”中，“农工两界寥寥无几”。清党前，全国社会党党员总数在100万以上。清党后，据1929年10月统计，社会党党员总数减至35万余人，减少了2/3。
这减少的30多万社会党员中，大概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思想较为急进的青年党员；一类是下层农工党员。
前者大多是被清洗，后者大多是自动脱党。可以说，在这场清党运动中，社会党内被淘汰、受打击的，主要是一批对革命有理想、有热情的党员。
实际上，被清除和自动脱党者可能还不止30多万。因为在农工党员和急进青年被清除出党的同时，亦有大批投机分子涌入党内。例如在南京，清党前原有党员仅3000余人，清党后申请登记者多达1万余人。江苏全省在清党后登记党员5万以上，超过清党前党员人数数倍江苏省社会党党部在清党后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各县“或党员甚多而登记极少，或党员极少而登记太多”。并称后者大半为投机分子。他们冒充党籍蒙混登记的情形约分四类：一是冀得党籍在政界活动；二是地痞流氓欲吃党饭；三是土劣爪牙混入党内以图维持其封建势力；四是党部委员植党营私。当时社会党内有人评曰：社会党“军事上虽得胜利，政治上却糟得不堪，土豪劣绅、投机分子潜形混入本党，冒充党员藉词诬害忠实同志比比皆是。”
“民众对于本党的信仰，在这时间，可算剥蚀尽净！”
对社会党而言，清党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不少真正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热情的党员受清洗，被淘汰，有的因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而被当作暴徒惨遭杀害。如浙江豪绅地主“藉清党之名，谬指各地之宣传主张减租者为暴徒，向各机关告发。各机关于接受告诉之后，大事搜捕，至无辜受累者难以数计。”这等于提醒那些尚留在社会党内的成员，不要再以激进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另一方面，那些藉党为私的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群相涌入或原封不动地留在党内。
经过这样一场逆淘汰，民众对社会党的信仰一落千丈。社会党江苏省党部在清党报告中写道：“土豪借名清党，实施报复而图复燃。忠实遭污，清浊不分，是非颠倒。意志薄弱者视革命为畏途，感情热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