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苏间人员往来断绝了十七八年的情况下，这个“大举动”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被称为“伟人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次‘葬礼外交’”。
另外，在安德罗波夫上任后不久，就一反勃列日涅夫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拔高性提法，把苏俄的发展阶段只定位在“发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上。
这位新任总书记也许预感到来日已不多，便大刀阔斧地对内、对外推行“新政”。
令人惋惜的是，安德罗波夫“出师未捷身先死”。于1984年2月9日病逝于莫斯科“在位”只有一年零三个多月时间。
接任的契尔年科一年后也疾终于“位”上。中国政府又分别派出领导人参加二人的葬礼。
对此，有人称为第二次、第三次对苏“葬礼外交”。
第一次对苏“葬礼外交”使中苏关系的“坚冰”得以打破。
而后面两次“葬礼外交”则是其延伸。接二连三的“葬礼外交”使双方接触、交流的级别与水平不断得到提升。
1984年、1985年。中苏两国第一副总理实现了间隔了20多年的互访。
1967年因中苏交恶而撤回大使，期间设临时代办。
一直到1978年，两国才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曾经中国人称苏俄人为老大哥，后来，太祖在世的时候，定义为苏修。
可以说，在中苏关系陷入冰点的那几年，苏俄人都不敢走出大使馆的大门，害怕会被愤怒的中国人砸成齑粉。
位于京城东北二环路拐角处的苏俄驻华大使馆，1956年开始建设。
占地面积16.5公顷。约250亩地，是当时乃至现在北京占地面积最大的外国驻华大使馆。
中国人民是宽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忘却了两国之间的那些不快。
此时的大使馆，已经成为一处旅游景点。当然，只能远观而不让进去。
太阳把里面的hua草树木都晒得直打卷，连蝉都懒得叫一声，秋日的大使馆显得很是静谧。
这时，一辆炎黄轿车疾驰而至，普西金从里面出来，深深地呼吸了一口。
“我是普西金！”他冲要离开的轿车挥挥手。对站岗的武警说：“帮我联系下武官谢尔盖耶夫。”
在中国人的眼里，白种人好像都长得差不多。
这些武警每天都见到形形色色的苏俄人，感觉好像没有区别。
他在门口打了个电话，没过多久，一位个子高高的苏俄人神色惶急地走了出来。
“弗拉基米尔”他冲武警点点头。语速又快又急：“你终于出现了，怎么跑到京城来了？”
“说来话长”普西金苦笑着摇摇头：“到你办公室吧。”
“什么？”谢尔盖耶夫听完他的讲述，觉得有些难以置信：“弗拉基米尔，看来你得马上和国内联系。”
说着。他伸手拨起了桌子上的一部电话，接通得比较慢。
“他奶奶的”谢尔盖耶夫烦躁地骂着：“这群猪猡，我们在外面工作，他们接个电话都磨磨蹭蹭的。”
“不着急”普西金在来的路上，把来中国的原因梳理得清清楚楚，这时显得分外镇静：“比我们那边早了五个小时呢。”
“那也该上班了啊？”谢尔盖耶夫神色一变，赶紧对着电话说：“普西金同志来了，切布里科夫先生。”
“他要和你说话。”他做了个口型，把电话递了过来。
“维克托，让你担心了。”普西金叹了一口气：“对不起，事先没有向你汇报，是因为我没有把握。”
接着，他把对山姆的经济行动说成是自己的主导。
其他的描述，与巫山起先说的差不多。
“你大概需要多少资金？”电话那边，切布里科夫沉吟良久。
对于一个克格勃的真诚，苏俄的特务头子没有半分怀疑。
如果普西金敢把这笔钱拿到山姆并且去投诚，估计整个克格勃组织都要疯了，会发狂地追杀。
每一个高层，他们的经历都会放到显微镜下面，他在脑袋里过了一遍，觉得自己这个得力的部下没有任何理由背叛国家。
“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普西金略微迟疑，还是斩钉截铁地说。
“我尽力”克格勃投头子显然还有其他人员在山姆：“到了那边，你应该就能拥有一笔钱的使用权。”
普西金放下电话，觉得手心里全是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