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九章 普西金被解职(2/3)

理战、思想战，以及在人权、民主和自由等问题上施加的压力，也公开进行抵制和揭露。

因此，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一直没有得逞。

只是到了戈尔时期，由于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放弃国家利益。否定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认同西方价值观。

他在国内**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猖狂进攻、山姆等西方国家强力施压下不断溃败，才导致苏俄即将解体和剧变。

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归根结底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经济竞赛。是苏俄模式与西方经济制度哪个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竞赛。

在苏俄模式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时期，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是决不会得逞的。

到70年代新科技革命兴起之后。苏俄模式不适合新科技发展的要求，经济进入停滞时期。

而西方市场经济适合科技革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正是这一根本原因，加之戈尔的错误路线，导致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得逞。

在分析苏俄即将解体原因的相互关系上，又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认识戈尔时期因素和戈前时期因素在苏俄即将解体上所起的不同作用和相互关系。

戈尔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俄即将解体的直接原因。

而苏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和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是苏俄即将解体的历史根源。

说戈尔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俄即将解体的直接原因，首先是因为苏俄即将解体发生在戈尔任内，是作为戈氏改革的直接结果和最终结局而出现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苏俄即将解体发生在戈任内，不等于戈有责任，更不等于是戈的责任事故，如同一个绝症病人死在一个大夫值班时间内。

然而，苏俄患的既不是绝症，戈也不是没有直接责任。

苏俄的前途本有两种可能，而不是一种可能。

尽管戈前时期存在种种问题，为联盟即将解体留下隐患、积累矛盾、形成土壤和基础，但是这些问题并非绝症，联盟的前途并非注定是即将解体。

如果执行一条正确的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对政治体制进行适当改革。

同时注意不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分裂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那么苏俄不是不可以避免即将解体。其所存在的经济、政治和民族等问题不是不可以逐步解决。

戈尔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民族分离主义分子提供了极好时机。

也为苏俄即将解体提供了促使矛盾总爆发，并使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条件。从这个意义说，对苏俄即将解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苏俄即将解体上戈尔的错误不是认识问题，也不只是操作性错误，更重要的是原则性、路线性错误。

联盟形成的基础是社会主义道路，各共和国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达到共同繁荣和美好的未来而结合在一起。

联盟赖以维系的最重要纽带是党的统一领导。

而戈氏改革竟全面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认同。

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削弱党和否定党，实行多党制。放弃党的领导地位，最后自行瓦解党。

这一切在政治上是属于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的右倾路线错误。在关系联盟命运上搞的是挖掘联盟存在的基础和拆除联盟维系的骨架，因此对联盟即将解体负有直接责任。

戈尔没有同民族分离主义进行应有的斗争。

虽然1922年联盟条约规定了加盟共和国主权和退盟权，但是后来退盟法又规定能否退盟必须经全民公决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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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加盟共和国参加全民公决，多数公民赞成保留苏俄的情况下，戈尔不是利用全民公决的结果，同民族分离主义进行坚决斗争。

在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维护法律的尊严，而是抛开全民公决结果，妄图通过与各加盟国等少数领导人谈判决定苏俄的命运。

结果不是适度分权，而是向民族分离主义不断妥协和让步，无限度地承认共和国主权。导致联盟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条件。

在苏俄即将解体过程出现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中，俄罗斯的态度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俄罗斯是主体民族和主导共和国。其主权要求决不是权限划分问题，而是与联盟中央争夺最高领导权问题。

其独立决不是地方分立问题。而是联盟即将解体问题。发展下去，或者是戈下台，或者是联盟即将解体。

戈尔对此不会不认识，但是思想的右倾、政治的软弱和个人的利益使他不是抓住主要矛盾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国家统一。

他让加盟共和国牵着鼻子走，一味妥协和让步，乞求保留一个总统职位。

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毁了苏共和联盟岂有总书记和总统的安身之地。

在苏俄即将解体的戈尔因素和戈前时期因素的相互关系上，前者是直接原因。后者是根本原因。

戈尔改革的社会背景是苏俄传统体制特别是传统经济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政治蕴育着深刻的危机。

戈尔改革引起社会各种矛盾的总爆发，而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在此以前矛盾已长期积累，达到只需一根导火线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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