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义军本来就是没法活下去的百姓，刽子手孙传庭竟然想通过血腥大屠杀来达到震慑人心的目的，这不是犯了众怒，而是犯了天怒。
九月十四日，官军和民军主力在郏县进行‘激’战，民军战败逃跑，官军紧追不舍，果毅将军谢君友被俘杀，李自成本人也差点被擒。
面对危局，一大半民军将士产生了投降的念头。可是紧接着听到了唐县发生的大屠杀惨案，李自成手下的将士无不义愤填膺，濒临崩溃的士气一下子被彻底‘激’发出来。
说来也是，只要是个男人，在阵前看见自己老婆孩子的人头，而且是堆积如山的人头，被吓死的绝对不多，被‘激’怒的绝对不少。
天怒人怨，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孙传庭。
李自成接到报告，随即看见人头山，然后就说了一番话：“兄弟们别担心，我杀藩王，焚烧皇陵，罪在不赦。大家看见了吗？不妨再决一死战。如果胜了，就可以为死去的妻儿老小报仇。如果不能取胜，你们砍下我的人头投降也不晚。”
人怨有了，天怒随之降临。
已经两年没有下雨的中原大地上，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而且整整下了七天，平地水深达三尺。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李自成派大将刘宗敏率一万名骑兵从小路抄到官军后方，切断了官军火车营和前锋之间的联系。
为了麻痹官军，李自成的军师牛金星找人刻了一座高达三丈的巨大石碑，用鲜血写下战书立在两军阵前，约定日期同官军决战，以此牵拌官军。
官军有雨淋没饭吃，情绪开始浮燥起来，孙传庭无奈之下，只好命令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他自己统率嫡系陕西官军分路回师打通粮道。
陈永福部下的军卒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到陕西官军主力“向北撤退”，还以为他们是被阵前的巨大石碑吓破胆逃跑了。
主力部队逃跑了，自己却被留下来忍饥挨饿充当替死鬼，陈永福部下的军卒都愤愤不平，也都跟在陕西官军后面“撤退”。
陈永福同样是一介书生，而且听到闯王两个字就心惊‘肉’跳。看见自己的军卒“主动撤退”，他干脆顺水推舟撤退下去，一时间阵脚大‘乱’。
民军乘机发起进攻，官军全线崩溃。等到孙传庭缓过神来调头迎战民军，一切都太晚了。
凡是妻儿被杀的民军将士，现在都是怒火中烧，杀死眼前的屠城凶手成为唯一的信念。
加上李岩、宋献策等人派人四处宣扬孙传庭在唐县大屠杀的“丰功伟绩”，结果参加战斗的就不仅仅是闯王大军，冲在第一线的三十多万人，全部都是刚刚汇集起来的流民。
这样一来，李自成发起的决死反击战，第一重是汇集起来的三十多万饥民，第二重是八万步兵，第三重是五万轻骑兵，第四重是‘精’锐骑兵六万人，第五重是家属十二万余人。
报仇雪恨，奋勇争先；前仆后继，悍不畏死。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闯王大军。
官军攻破了民军前三重战阵，与第四重战阵的‘精’锐骑兵相持不下。
敌我双方鏖战中，白广恩部火车营因为笨重，在围攻中首先招架不住而溃败。
火车营的溃败引发连锁反应，骑兵也招架不住逃跑。战场形势瞬间发生巨变，由双方互相厮杀变为一方追杀另一方。
民军老弱‘妇’孺倾巢而出，一路穷追不舍，一日一夜追杀四百余里，收复了所有失去的地盘。
这一战，官军直接战死四万余人，临阵投降七万余人，剩下的人四散而逃，损失兵器辎重数十万。
孙传庭费尽心机拼凑起来的十五万大军，眨眼之间由胜转败，全军覆没。
为期两个月的一场大战，崇祯皇帝仅有的“一副家当”损失殆尽，成了待宰的羔羊。
李自成闯字大旗三十六营的战略问题也迎刃而解：趁胜扩大战果，一鼓作气夺取关中。宛若风卷残云一般，就像顺手牵羊一样简单。
十月，民军攻陷潼关，孙传庭死于‘乱’军之中。民军长驱直入，一路克捷，很快就包围了长安城。
十一日，长安城守将王根子打开城‘门’投降，秦王朱存枢被活捉，陕西巡抚冯师孔等人自杀身亡。
占领陕西后，李自成兵分三路追剿官军残余势力，肃清陕北并收取西北固原、宁夏、甘肃三边军事重镇。
官军将领白广恩、高汝利、左光先、陈永福等人先后投降，孙传庭耗尽崇祯皇帝最后财富组建的“火车营”，全部变成了闯王李自成的战利品，‘精’锐部队也从刚开始的二十多万人变成了五十万大军。
到崇祯十六年底，闯王李自成已经全部占领西北各重镇，把明朝二百多年来的传统军事基地，变成了自己的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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